一、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发起和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

(一)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发起和发展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在刑事犯罪中所占比例从50年代的30%上升到80年代的80%。虽然进入90年代，未成年人犯罪比例有所下降，但从2000年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量再次增加，并且逐年上升，占全部刑事犯罪案件的比例也越来越大。未成年人犯罪率的不断上升，凸显了研究未成年人犯罪特点的紧迫性和重要性。1984年，上海长宁区法院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专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开创了我国少年刑事司法制度的先河。少年法庭在法院工作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不仅成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阵地，还成为树立法院形象的标志窗口。最高人民法院也充分肯定了长宁区法院建立少年法庭的经验，并要求在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庭推广。这标志着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建立开始。自1998年以来，各地法院根据《刑诉法》第26条指定管辖的规定，进行了集中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尝试。由于每个法院都设立少年法庭会造成审判资源的浪费，而且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分布广泛，很容易在量刑上产生不平衡。因此，集中审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做法得到了最高法院的支持。2001年起，司法领域提出了在我国设立少年法院的构想，但目前缺乏法律依据。2009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在听取全国少年法庭工作情况汇报的专题会议上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少年法庭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这为少年刑事司法制度建设提供了更大的机遇。然而，由于少年司法活动的特殊性，少年刑事审判活动在各个层面存在差距，需要进一步完善少年刑事司法制度。

(二)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

首先，未成年人犯罪以侵财性犯罪、暴力性犯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为主。未成年人由于没有经济来源，为了满足超常消费和追求享乐，往往选择盗窃、抢夺、抢劫、敲诈勒索等犯罪行为。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逐渐从小偷小摸转变为伤害、强奸、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犯罪行为的暴力化趋势明显，小偷小摸和一般打架斗殴的案件减少，而故意伤害、抢劫、强奸案件增多，且手段凶狠，不计后果。其次，未成年人团伙犯罪日益增多。未成年人喜欢结交朋友，容易组成小团伙，在作案时往往依靠人多势众来壮胆。特别是在抢劫案中，多数是由两人以上共同作案，作案地点选择在学校附近或繁华地段。他们通常使用言语威胁或采取打斗等手段，大多是由流氓行为或不良恶习发展演变而成。再次，未成年人犯罪动机单纯、盲目。许多未成年人在犯罪前没有经过精心策划，很多犯罪行为只是在偶然环境中发生，具有突发性和不确定性。有时仅仅为了几块钱的烟钱，或是为了刺激和好玩而犯罪。绝大多数犯罪都是临时起意，盲目行动，往往因一句话、一件事而引发犯罪。

二、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缺陷

(一)少年刑事司法机关体系不健全

首先，未成年人犯罪法律执行主体不明，职责分工不清，难以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在实践中容易出现多头管理或相互推诿的现象，各部门各单位各行其道，难以形成合力。在羁押和服刑方面，除判决后送少管所服刑的未成年人外，由于基层看守所的监押能力有限，刑拘、逮捕及余刑不满1年留所服刑的未成年人往往与成年犯混押，增加了犯罪的交叉感染机会，也无法得到应有的法制及义务教育。在侦查和公诉阶段，由于缺乏专门机构和人员，未成年人的特殊合法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无法到场参与提讯，公诉共同犯罪案件很少将未成年人分诉处理。在判决以后的帮教、矫正以及未成年缓刑犯、假释、保外就医等监管方面，公安机关作为执法主体也没有专门机构承担相应职责，家庭、学校和社会的责任也模糊不清。其次，未成年人的审判机构设置和案件管辖尚未统一。有的法院在刑事审判庭内设立“未成年人犯合议庭”，有的建立独立庭制的“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有的试行集中制定管辖，规模、大小、层次、高低不一。在受案范围上也存在混乱状况。未成年人案件的分案受理制、涉罪案件的综合受理制以及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综合受案制的不确定性严重削弱了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的严肃性和专业性。此外，未成年人司法体系中的两个主要机构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在组织建设和发展上也存在不平衡。很多地区未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侦查、批捕、起诉与成年人犯罪区分开，羁押时也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与成年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合并关押，给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创造了机会，严重侵犯了未成年人的利益和身心健康。

(二)未成年人犯罪处置方式过于单一

众所周知，刑事处罚对人一生的影响巨大。相对来说，未成年人将来有更长的人生道路要走，一旦背负了刑罚处罚的经历，势必对未来的升学、择业乃至正常的生活都将产生影响。《北京规则》提出了应避免监禁的原则，我国的法律法规也规定了一些不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然而，在实践中，很多可不做犯罪处理的轻微犯罪行为最终都进入了审判程序，导致未成年人犯罪处置方式单一，或放任不管，或进入审判程序。首先，我国对问题未成年人的非审判处置方式过于陈旧，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工读学校和收容教养等由于历史的沿革和定位，会给受其教育的未成年人贴上“问题少年”的标签，对未成年人的矫正和顺利回归社会产生负面影响。其次，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其他更有效和符合时代要求的处置措施，导致很多可不做犯罪处理的轻微犯罪行为进入审判程序。最后，少年法庭只有审判权，没有决定是否受理或转处其他措施的权力，对于符合程序规定的公诉案件，只能做无罪或有罪的选择判决。

(三)我国少年刑事审判中的调查、教育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

我国少年刑事司法制度具有社会调查制度和寓教于审的审判制度。然而，这两项制度在实践中的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与审判的整合不够紧密，使其应有的作用减弱。首先，社会调查报告应由控辩双方或法院委托的社团组织提交，但实践中大部分调查由法院自行进行，影响了调查报告的质量。其次，社会调查报告在定罪量刑中的具体法律地位尚不明确，无法充分影响判决结果。第三，审判中的教育虽然贯穿整个审判过程，但由于审限的约束和教育本身的专业性，往往只能进行口头说教和疏导，效果不明显。同时，如果缺乏家长的配合，更难取得满意的效果。

(四)未成年人的保护和矫正体系不健全

我国法律中规定的社区矫正的执行机关是公安机关，没有赋予社区基层组织或教育、志愿机构参与社区矫正的权力。同时，我国还缺乏针对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的科学的管理教育模式，矫正机构和矫正方式较为单一。此外，社区矫正的机构、方式、范围、惩罚措施以及法律地位缺乏统一和规范，未成年人的矫正和干预程度不够，无法及时干预偶尔违法者或预备违法者，使其成为经常性的违法者甚至犯罪者。另外，社会对刑释、解教等人员的安置保护和帮教不够，导致被判缓刑或刑满释放的未成年人难以重新融入社会，再犯的机率相对较高，对社会稳定构成较大威胁。

三、建立与宽严相济配套的司法制度

(一)制订独立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

为了更好地体现未成年人犯罪特点、未成年人案件处理的规律和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应制订独立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和特别程序法。这些法律应以“教育、感化、挽救”为指导，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和“寓教于审”的原则融入到少年刑事司法的实体、程序和组织法中。同时，应完善少年刑事司法机构，在公安、检察机关建立与少年法庭相衔接的机构或专人，实施分押、分诉，并考虑在司法管理、教育劳动和社会管理方面设立相关机构。在制定独立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时机不成熟时，可以在刑诉法中增加未成年人独立的章节，或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解释。

(二)加强未成年人司法机构建设

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少年法庭，但其局限性和滞后性逐渐暴露出来，已经不能适应改革的发展。因此，需要设立受理综合少年案件并进行专门化审理工作的少年法院。这样可以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交由专门的审判机构和少年法官审理，同时将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密切相关的案件纳入专门的少年法院审理。这对于全面、充分、有效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预防、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维护社会稳定都将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有利于总结审判经验，对失足少年开展系统的帮教工作，提高我国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水平，以适应世界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潮流。

(三)完善社会调查制度，明确其在少年刑事司法中的地位

应完善社会调查制度，明确其在少年刑事司法中的地位。社会调查报告应由控辩双方或法院委托的社团组织提交，确保调查报告的质量。同时，应明确社会调查报告在定罪量刑中的具体法律地位，充分发挥其在判决中的作用。此外，在少年刑事审判中的教育作用应更加有效地发挥，通过加强帮教和疏导，促使未成年人意识到犯罪的后果，并提供适当的教育和引导，帮助其重新回归社会。

(四)建立完善的未成年人保护和矫正体系

应建立健全的社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体系和矫正体系。在社区矫正方面，应赋予社区基层组织或教育、志愿机构参与社区矫正的权力，并建立科学的管理教育模式。此外，应建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和专职的管理人员，完善矫正机构和矫正方式，以满足社会发展变化的需求。同时，应制定统一和规范的法律，明确社区矫正的机构、方式、范围、惩罚措施以及法律地位。此外，还应加强对刑释、解教等人员的安置保护和帮教，帮助他们顺利融入社会，减少再犯的机会，维护社会稳定。

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

明确调查主体和责任

为了防止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制度走过场，需要将该制度进行完善。首先，应明确调查主体和提交责任，将控辩双方、学校以及社团组织的责任由选择性行为转换为法律强制性要求。尤其是控辩双方，应将社会调查报告作为重要证据在庭审中予以当庭提交。

充实调查内容，提高专业性

其次，需要充实社会调查内容，提高调查的专业性。调查报告不仅应反映未成年被告人的社会性特征，还应提出有关个体的品格和心理行为特性。特别是要深入分析犯罪原因，并提出对于可能适用缓刑的未成年人的监管帮教条件。

明确社会调查报告的地位和作用

最后，需要明确社会调查报告在少年刑事司法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其能与少年刑事案件审理的结果紧密相关。可以将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细化归纳为若干情节，以作为对其适用刑罚的量刑依据。

建立完善的矫正制度

完善社区矫正立法

为了建立完善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首先应进行立法上的完善。可以统一社区矫正法，明确社区矫正对象的具体范围，并在刑法中增加社区服务刑种，专门针对未成年人扩大缓刑适用范围等。

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

其次，需要建立专门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机构。目前，我国社区基层存在两劳帮教组织，但这些组织是社区工作人员兼职或以志愿者形式存在的，缺乏法定职权并且不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因此，应通过立法的形式在司法行政系统内组建专门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执行机构，由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为主，辅以社区学校、社区基层组织、志愿者机构以及律师、心理专家等，统一负责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执行，以发挥社区矫正工作在社会的和谐稳定中的积极有效作用。

重视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是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但很多父母将孩子完全托付给学校，忽视了自身的教育责任。为了提高家庭教育的效果，父母需要提高自身素质，特别是教育素质。他们应进行角色学习和定位，从多方面理解未成年人的心态和需求，给予恰如其分的“家长指引”。

加强社会关注度

未成年人容易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为了防止这种影响，全社会都应落实“以德治国”的方针，加强科学文化建设。同时，应加强对娱乐场所的管理，控制在校学生进入娱乐场所，规范娱乐场所的管理秩序。对低级庸俗和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娱乐场所要坚决清理、整顿、取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