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罪应该如何认定与处罚
点击数：10 更新时间：2023-10-09
行为人实施的间谍行为，必须是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的，否则，不构成间谍罪。本条对构成间谍罪的间谍行为作了限制性的规定，即行为人实施的间谍行为必须是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行为人虽实施了间谍行为，若这种行为不具有危害我国国家安全性质的，则不能按间谍罪论处。例如，行为人虽参加了间谍组织，具有间谍身份，但该人参加间谍组织是为了针对其他国家，负有针对其他国家的间谍任务，而并不是针对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而参加间谍组织的，对这种人就不能按间谍罪予以追究。
在实践中，对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的和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的间谍行为是否具有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性质较好认定，而对参加间谍组织的间谍行为是否具有危害我国安全则较难把握。只要查明行为人参加间谍组织所针对的目标是什么，就可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危害了我国国家安全。若行为人的目标是针对我国而参加间谍组织的，就可认为是对我国国家安全造成了危害。因为，国家安全的危害，并不需要具有物质性的损害结果，国家安全受到危害在行为人参加间谍组织时就一并存在。
要把参加间谍组织的间谍分子同这些组织中的非间谍分子加以区别。所谓非间谍分子，是指间谍组织中未履行参加间谍组织的手续，也未进行间谍活动的工程技术、一般勤杂、医务、传达、庶务等人员。这些人员虽然也来我国旅游、探亲、学术交流、经贸洽谈等，但没有进行间谍活动的，不能按间谍罪予以追究。
行为人参加间谍组织，接受了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任务后，又去实施所接受的任务，诸如，进行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进行如暗杀、放火、爆炸、投毒等破坏活动的行为(称其他犯罪，，应如何处理了是以间谍一罪论处，还是按间谍罪与其他所犯的罪数罪并罚?对此，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行为人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而进行其他犯罪的;依法构成间谍罪与其他所实施的犯罪，予以并罚。理由是行为人所实施这些犯罪已超出了间谍罪的构成要件范围，应单独处罚，予以数罪并罚;另一种意见认为，对于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任务而进行其他犯罪的，只构成间谍罪，而不构成数罪给予并罚。理由是，接受任务的行为与完成任务的行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事实上的联系性。并且，要实施完成任务的行为的故意在行为人接受任务时一并客观存在。
我们认为，行为人参加间谍组织，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而进行其他犯罪的，在构成间谍罪的同时，又构成了其他所犯的罪，应予数罪并罚。
犯本条所规定之罪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较轻，是指虽然参加间谍组织，但未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的，或者接受间谋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但所实施的间谋行为，确属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等。
根据本法第56条和第113条的规定，犯本罪的，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可以判处死刑。所谓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是指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进行破坏活动，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或者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致使我方遭受特别严重损失的等。
为了有效地同间谍犯罪作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对间谍罪的处罚规定了二项重要的刑事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24条规定:犯间谍罪自首或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给予奖励。根据这一规定，犯间谍罪自首的，无论其犯罪情节轻重，都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者，还给予奖励。对于没有自首的间谍犯罪分子，若有立功表现的，也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还给予奖励。因为，间谍犯罪是以隐蔽的方式进行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犯罪，间谍分子往往经过专门训练，行动诡秘，技术性和隐蔽性强，侦破难度相当大，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甚至较长时期的艰苦细致、周密的工作。因此，鼓励间谍犯罪分子认罪悔过，坦白自首，可以及时发现犯罪，有利于减轻或者消除间谍行为的危害，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我们严厉打击间谍犯罪的目的是为了消除间谍行为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危害，而对间谍自首者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归根到底是为了防范制止间谍危害，有利于分化瓦解犯罪分子，从而达到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
《国家安全法》第25条规定:在境外受威胁或者诱骗参加敌对组织，从事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及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机构如实说明情况的，或者入境后直接或者通过所在组织及时向国家安全机关或者公安机关如实说明情况鸽、不予追究。;这里所指的敌对组织，无疑包括间谍组织。根据该条的规定，行为人参加间谍组织从事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属于不予追究的情况必须符合以下几个条件:
上述3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若符合上述3个条件的，无论是违法还是犯罪，是罪轻还是罪重，一律不再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
间谍罪侵犯的同类客体是国家安全，刑法学界对此并无异议，但其直接客体即其本质属性是什么，有学者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有学者认为是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对此，我们认为，国家安全、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作为危害国家安全罪侵犯的同类客体，不宜作为某种具体的犯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特别是在有其他内容可以作为其直接客体的时候，将同类客体的内容直接表述为直接客体的内容更不甚妥当。在我们看来，犯罪的直接客体是指某一犯罪行为所直接侵害或者威胁的具体的社会关系。因此，要准确认定某种犯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必须正确认识该种犯罪的行为方式，有什么样的行为方式，才会有什么样的直接客体，也只有对某种犯罪的行为方式有了正确的认识和理解，才可以正确界定其直接客体。
根据刑法的规定，间谍罪的行为表现形式有三种，一是参加间谍组织，二是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三是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就第一、二种情形而言，由于间谍组织是指外国政府或者境外的敌对势力建立的旨在收集我国情报(含国家秘密)，进行颠覆破坏活动等，危害我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的组织，其行为无疑侵犯的是国家秘密和情报方面的安全以及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安定;就第三种情况而言，为敌人指标轰击目标，通过轰击国内设施而破坏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安定，并进而使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受到侵犯，是敌人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的具体表现。就此而言，间谍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是国家秘密和情报方面的安全以及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安定。
间谍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或者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所谓“间谍组织”，如前所述，是指外国政府或者境外的敌对势力建立起来的旨在收集我国情报或国家秘密，进行颠覆破坏活动，危害我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的组织。这里的间谍组织，既包括外国政府或者国外其他地区组织设立的间谍组织，也包括目前与祖国大陆暂时尚未统一的台湾地区的间谍组织。所谓“参加间谍组织”，是指行为人主动要求加入间谍组织，或者间谍组织主动邀请其加入，行为人通过履行一定的手续并被间谍组织所接纳;或者虽然没有履行加入间谍组织的手续如通过间谍组织的代理人单线发展而在实际上成为间谍组织的成员。如何某参加间谍组织案：被告人何某在某自来水公司工作期间，曾因盗窃等违法活动受到公安机关的审查。为逃避法律追究，何某于1984年12月28日晚越境逃往某国，向该国间谍机构提供了我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情报。1985年7月7日，何某被该国间谍组织招募，并于1986年5月12日履行了正式加入手续。同年5月25日夜，何某受该间谍组织的派遣，秘密潜入我国境内进行间谍活动。同年7月26日凌晨，何某携带特工器材和活动经费，再次秘密潜入我国境内，企图进行间谍活动时被捕获。
所谓“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是指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指使、命令或者委托，窃取、刺探我国情报，建立间谍组织或者网络，或者进行颠覆破坏活动等任务。所谓“间谍组织代理人”，是指受间谍组织或者其成员的指使、命令、委托、资助，发展间谍组织成员或者授意、指使他人进行间谍活动的人。虽然他们在组织上不隶属于某间谍组织，但接受该间谍组织的指使、委托、资助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不论是自己亲自从事间谍活动，还是授意、指使他人从事间谍活动，不论其在组织上或者实际上是否加入了间谍组织，只要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的，即构成本罪。如李某接受间谍组织任务案：被告人李某(某外国公民)长期侨居我国，1984年6月回其国籍国探亲期间被该国间谍机构策反，向该间谍组织提供了我国一些省市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并接受和参加了派遣任务及训练。同年12月李某回我国后，即多次用密写方法与外国某间谍组织联络，并按“一月报告一次”的密令，先后3次采取直接或者通过第三国转寄的方法向该国间谍组织密报我空军歼击机机型、空军某培训地点等军事情报。同年11月，李某又按照该国间谍组织的指令，两次密报了我国领导人会见某外国议会代表团的谈话内容等情报。
所谓“为敌人指标轰击目标”，是指为敌人指明、显示其所轰炸的我方目标的方位、特征、时间、线路等。指示轰击目标的手段多种多样，如打电话、发传真、点火堆、放信号弹等，不论行为人采取何种手段，也不论所指示的目标是否有误，以及是否加入间谍组织，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如何，只要为敌人指标轰击目标，均成立本罪。所谓“敌人”，就是指与我方为敌的国家、地区、组织等，既包括战时与我方交战的敌对国家、敌对地区、敌对势力、敌对组织，也包括非交战时采用轰击方式袭击我国领土的上述国家、地区、势力或组织。
根据刑法的规定，行为人只要实施了参加间谍组织、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的三种行为之一，而不需要全部具备，即构成本罪，即使是实施了上述数种行为的全部，也只能以本罪一个罪名认定，而不定数罪，更不实行数罪并罚。
对于行为人在实施间谍犯罪行为的过程中，又实施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其他犯罪行为的情况，刑法学界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观点：
根据第一种观点，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有可能实施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如进行暗杀、破坏等活动。如果这些活动是在间谍组织的指令范围内，则以间谍罪一罪论处即可。如果超出了间谍组织的指令范围，不属于间谍犯罪行为，则除了构成间谍罪以外，还应当根据具体行为构成的其他犯罪，实行数罪并罚。
根据第二种观点，这种情况属于一种犯罪行为既触犯间谍罪又触犯其他罪，他们之间是法条竞合关系，应当按照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处理。
根据第三种观点，这种情况构成数罪，应当实行并罚。
根据第四种观点，这种情况成立牵连犯，应当按照处理牵连犯的原则，从一重处断。
我们认为，在这几种情况下，一概以一罪或者数罪论、或者均以牵连犯论处的观点值得研究。就间谍罪的三种行为方式而言，不管是哪种情形，只要是间谍行为与其他犯罪行为之间具有包容关系、竞合关系、吸收关系或者牵连关系的，都应当分别按照刑法上处理法条竞合、想象竞合、吸收犯或者牵连犯的原则从一重处断。
例如，以泄露国家秘密的方式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的行为，成立泄露国家秘密罪和间谍罪的牵连关系。在间谍行为实施过程中，刺探我方情报、破坏我方财产等，则仅仅成立间谍罪。实施间谍行为又触犯背叛国家罪的，则成立想象竞合犯，以一重罪论处。间谍行为完成以后的泄露国家秘密等，也仅仅成立本罪。如果另行实施的其他犯罪行为与间谍行为之间不存在上述包容关系、竞合关系、吸收关系或者牵连关系，则不能以一罪论处，只能实行数罪并罚。
关于本罪的既遂和未完成形态的判定，刑法界多数学者认为，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法定的三种行为之一，就构成犯罪既遂。行为人参与间谍组织后是否实施了进一步的间谍活动，接受外国间谍组织或者其代理人派遣的任务后是否完成了任务，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的行为是否导致目标被炸毁，都不影响犯罪既遂的成立。因此，不管行为人是否完成间谍行为，都成立既遂，既遂以后当然没有未遂或中止存在的余地。
另有学者主张，间谍罪是否存在未完成形态，应当根据其法定的行为特征加以分析。就“参加间谍组织”而言，行为人为参加间谍组织而实施的制造便利条件的行为，是预备行为，实施了预备行为，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实施参加间谍组织行为的，构成间谍罪的犯罪预备。参加间谍组织又往往表现为通过一定的程序、履行一定的手续，参加行为的着手往往表现为间谍组织开始接纳的程序或者开始接纳的手续，从开始接纳到接纳完成，中间一般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所以，这种情况下存在间谍罪的未遂形态，即行为人已开始履行某种参加的手续，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最终未能加入间谍组织。并且，由于这种行为方式从行为着手到行为成立，可以存在着一定的时间，所以，在其预备阶段和实行阶段，均可以成立中止形态。
就“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而言，行为人已经实施了为接受间谍任务而做的预备行为，但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以致其未能接受任务，应成立犯罪预备。接受表现为一定方式的同意、应允，接受行为一经着手便意味着成立，很难区分出已着手接受行为而行为尚未成立的情况。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向行为人介绍了任务情况，行为人若表示同意去执行，接受行为即成立，若行为人表示不同意去执行，便没有接受行为。所以，这种行为方式下，间谍罪实际上不存在未遂形态。由于行为一经着手即告既遂，因此，在实行阶段不会发生间谍罪的犯罪中止，其中止形态只发生于预备阶段。
就“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而言，犯罪预备的表现是为指示轰击目标而制造条件如堆积柴草、安装电台等。指示轰击目标的行为从着手到其完成，往往存在着一定的过程，而该行为的成立应当以其完成为标志。所以，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的行为，就可能存在着行为人已经着手，但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而行为未成立，从而犯罪未得逞的情况，即未遂形态。并且，由于此种行为方式在行为着手以后，可以存在一定的时间才达到行为成立，所以其中止形态可以发生于预备阶段以及实行阶段。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很有见地。如前所述，本罪是行为犯，其既遂形态以法定危害行为的完成而不以法定危害行为的实施为标志，只有实施了上述法定的三种行为方式之一并且实施完毕，才可以犯罪既遂论处。因此，那种认为“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法定的三种行为之一，就构成犯罪既遂”的观点背离了行为犯的基本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