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件损害责任与安全保障义务

德国安全保障义务理论在中国的应用

毫无疑问，德国的交往安全义务理论在我国的民事立法、司法及理论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我国的《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6条规定了安全保障义务，并且《侵权责任法》第37条正式立法确立了安全保障义务。然而，在物件损害责任的解释论上，我们需要思考物件损害责任与安全保障义务是否统一构造。立法者似乎试图将物件损害责任与安全保障义务分开，使它们具有各自的规范领域。然而，在相关法律释义作品中，立法机关官员在解释“防止他人遭受义务人侵害的安全保障义务”类型时举例提到，宾馆负有不因自己提供的服务或设施存在危险而使客人受伤的安全保障义务。这时，安全保障义务与物件致人损害责任之间的关系无法回避，需要进行说明。

物件损害责任与环境污染责任

日本法上的应用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

在日本法上，由于《日本民法典》第717条是唯一规定无过失责任的条文，因此在解释论上存在扩张解释该条的倾向。一些学者甚至主张，不仅对物的瑕疵适用该条，对于企业雇用人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即作为企业设施的人的瑕疵所引起的损害，也应适用《日本民法典》第717条，对企业所有人课以无过失责任。在日本的裁判实践中，已经出现了适用《日本民法典》第717条的案例，如道口事故、工厂废液引发的公害、丙烷气体爆炸事故等。我国的《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了污染环境致人损害的无过失责任，而《侵权责任法》第8章规定了“环境污染责任”，该法第65条继续确认了无过失责任。此外，《侵权责任法》第66条规定，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或减轻责任的情况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不可否认，一些环境污染案件可能同时符合物件损害责任的要件。例如，在2010年的紫金矿业污染汀江事故中，由于构筑物维护、管理瑕疵导致人员受伤，显然构成了物件损害责任，从而构成了责任竞合。然而，这种竞合是否具有实际利益是另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除了在责任构成要件和当事人举证责任等方面可能存在差异外，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责任在损害赔偿范围上似乎没有差异。

物件损害责任与国家赔偿责任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应用

根据于2010年4月29日修改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我国仍然保持着行政赔偿与刑事赔偿的二元格局，道路管理瑕疵并未纳入国家赔偿范围。因此，对于道路、河川等营造物的设置和管理责任，仍然需要在《侵权责任法》的范围内寻求救济。《侵权行为法》的颁布详细规定了九种特殊侵权行为的责任承担原则。在实践中，我们必须仔细判断，以确定责任的承担问题。如果您遇到类似的侵权事件，建议您委托律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