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数:0 更新时间:2026-08-09

证明标准是证据法中的基本问题,又称证明要求,指证明主体为了实现其证明目的,在证据的质和量上应达到的程度,是对证明对象的范围和证明所达到的程度的界定。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是指依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履行举证责任、证明案件事实所应达到的程度,是人民法院查明行政案件事实,特别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符合客观真实的标准,具体包括行政诉讼证据所应达到的质和量两方面的要求。
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理解,行政诉讼证明标准首先是行政诉讼当事人履行举证责任、证明其诉讼主张成立的标准,它与行政诉讼主体、举证责任、诉讼主张和诉讼后果紧密联系。
从审判人员角度来理解,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是法官对行政诉讼当事人证明的案件事实形成确信的标准。当事人是否切实履行了其举证责任,最终的衡量标准是法官是否被说服,是否形成了内心确信。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是法官在审理行政诉讼中,主观理念正确认识客观事实的必然要求。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与刑事、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相比,存在以下差异:
行政诉讼整体对象是具体行政行为,而不是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刑事诉讼整体证明对象是刑事案件事实;民事诉讼整体证明对象是民事争议。
行政诉讼证明范围限于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即: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证据确实,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是否超越职权、滥用职权;而刑事诉讼证明范围是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及其他案情条件;民事诉讼证明范围是民事争议的所有细节。
行政诉讼证明程度应与刑事诉讼证明程度相同,而高于民事诉讼证程度(优势证明)。
证明对象不同决定了证明方式不同。对行政相对人行为事实的审查,只要主要证据具备且能够证明法律要求的行为事实即可,而不必弄清行政相对人行为的所有事实细节。对行政相对人行为的详细审查,有些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的事情,有些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也没必要查清的事情。
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相比,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具有以下特点:
灵活性。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应当因行政案件的客体、程序和举证责任的不同而不同。问题越轻微和简单,越易形成“确信”;问题越严重和复杂,就越需细心审查,在对案件真实情况形成确信之前所需要的有证明力的证据就越多。
中间性。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和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两个极端,是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上、下两个极限。民事诉讼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是对等的,一般采用优势证明标准(又称“占优势的盖然性”标准);刑事诉讼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不对等程度最高,一般采用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又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标准);而行政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对等程度介乎两者之间,一般应采用严格程度介乎其间的证明标准,即明显优势证明标准(又称“清楚的、明确的、令人信服的”标准 ),只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才采用优势证明标准或排除合理怀疑标准。
审查性。有关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明标准,既是被告履行说服责任的证明标准,也是法院审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或合理性(限于行政处罚案件)的证明标准。同一个证明标准,对被告行政机关来说,是“证明”的标准,对法院来说,主要是“审查”的标准。
在行政诉讼中,行政案件因其具体情况不同而应适用明显优势证明标准、占优势的盖然性标准和排除合理怀疑标准。
明显优势证明标准,又称清楚的、明确的、令人信服的标准,是指在行政诉讼中,法院按照证明效力具有明显优势的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标准。
占优势的盖然性标准——接近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
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发现违法嫌疑人或可能涉及财产的情况时,有权采取临时性的限制措施,如扣留、扣押、查封等。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证据灭失,制止违法行为继续发生。由于案件情况紧急,要求行政机关在采取保全措施时就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不可能的。唯一的要求是行政机关在采取保全措施之前已经调查收集一定的证据证明有这种必要性,也就是说,采取保全措施比不采取保全措施的必要性大。至于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和事实真相如何,只有在查清全部案件事实后才能确定。
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又称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标准,是刑事诉讼中适用的证明标准。在行政诉讼中,由于行政本身具有多层次、多角度的行政手段,因此除了适用明显优势证明标准外,还应适用排除合理怀疑标准。适用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是对行政相对人人身或财产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行政案件。
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这是对证据个体的要求,即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必须具备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不能是虚假的证据;证据必须与案件有一定的联系,对认定案件事实有法律意义;证据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形式,并以合法的程序收集和展示。只有同时具备这三个特性的证据才是确凿的证据。
这是对证据全体的要求。证据的多少与清楚地证明待证事实和诉讼主张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是是形成这种因果关系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一个证据能够证明待证事实或者诉讼主张成立,那么这个证据就是充分的;如果不能,则需要其他证据补强,直到证明待证事实和诉讼主张成立为止。证明待证事实或者诉讼主张成立是证据充分的标志。
这是对审查判断证据的要求,即证据之间及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没有矛盾,或者虽有矛盾但能够得到合理地排除,从而使法官对案件事实形成只有一种可能性的排他的内心确信。
限制人身自由权的行政案件包括行政拘留案件和劳动教养案件。人身自由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是公民行使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公安机关非法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权,不仅会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名誉,给其生产、生活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而且会严重地损害人民政府的威信。人身自由权的严重性要求公安机关在作出处罚决定时,必须遵循严格的证明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标准与这种案件的严重性是相适应的。
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听证程序适用于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处以较大数额罚款等处罚的案件。行政处罚法的这一规定符合案件分流原则,即案件的性质越严重,对当事人权益和公共利益的影响就越大,适用的程序就应当越严格。在证明标准方面,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即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不仅与听证案件的严重性相适应,而且听证程序本身具备适用该标准的条件。
一般程序虽然比听证程序简便,但比简易程序复杂得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标准与一般程序的复杂性基本上是适应的。另外,我国行政执法具有适用该标准的长期历史,该标准应当成为我国行政程序的一般证明标准,一般程序自然不能例外。
在履行判决和变更判决中,法院以自己的判断取代了行政机关的判断。法院就应当保证自己的判断更正确,认定案件事实的要求应比行政机关的更正确,对认定案件事实的要求应当比行政机关的更高。行政诉讼程序是司法程序,应适用较高的证明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标准与上述要求相适应,也是人民法院现在使用的标准。
行政诉讼并不统一适用一类标准,具体案件应根据具体行政行为的种类、行政案件的性质及对当事人权益影响的大小等因素,具体确定案件的证明标准,以保证最大程度地作出正确的判断,揭示案情,实现公正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