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数:18 更新时间:2024-08-10
北京律师段军表示,修正选举法的动作必须伴随着切实的行动来缩小城乡差距,否则修正案很难单独解决问题。
段军指出,选举法之前曾多次进行修改,此次修正幅度更大,但之前的修改并未解决农村问题。选举法于1953年实施,然而农村在代表分配上与城市的差距一直未能得到解决,这与宪法中有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条文相冲突。
此前曾两次对这种失衡进行纠正,分别于1955年和改革开放初期。尽管农村和城市在代表比例上的差距由8:1缩小为4:1,但农民的实际权益问题仍然普遍存在。例如,在工资和待遇方面,农民的情况大多不如城市居民。此外,尽管农民为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自己的工资几乎没有增长。
段军对修正案持保留态度,认为难以解决农民工资增长和社会保障等棘手问题。他认为,改善农民生活的关键在于农村的治理结构。
最近,四川成都发生了一起女性自焚事件,抗议当地政府的强制拆迁。尽管政府近年来开始关注农村,并出台了许多鼓励措施,如税收减免,但由于基层治理结构的限制,并不是所有人都受益。
现行体制使得村领导权过大,缺乏限制措施来防止他们滥用公权力。这就是为什么村级选举经常出现争议和“买票”丑闻的原因。
因此,要扩大农民的话语权并更好地保护他们的利益,目前更紧迫的是改革基层治理结构,这是修正案成功的前提条件。否则,即使有更多的代表,也不能确保他们能真实反映农民的需求和要求,段军表示。
坦白来说,修正案在加强社会公平和改善农民境况方面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和巨大的进步。然而,它仍然需要一系列辅助措施。因为法律上的公平与现实中的反映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另一个法律障碍是农民不能像城市居民一样自由买卖房产,这是一种严重的法律歧视,也是当前高房价的帮凶。
因此,段军认为,在取消类似政策歧视之前,很难寄望于本次修正案能够“扭转乾坤”。
目前,人们关注的是人口比例,而忽略了代表本身的能力。在这方面,选民应该享有直接评价他们代表的权利,而不是让一群所谓专家来代劳。
流行观点认为,应该先提高代表的素质,使他们能更好地反映人民的意愿,但段军对此持不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