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数:0 更新时间:2026-08-09

当股东提起追究董事责任的股东代表诉讼时,公司董事会往往面临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作为股东大会选任的公司经营机构,在公司利益受损时应代表公司行使权利,追究责任者的损害赔偿责任。另一方面,股东代表诉讼往往涉及的行为与董事会本身有密切联系,被追究责任的董事多数是同僚,这种特殊关系会影响董事会在代表诉讼中的态度和行为,这也是公司法赋予股东代表诉讼提起权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也不能忽视董事会在股东代表诉讼中的作用。首先,股东代表诉讼追究的多是董事在公司经营中的责任,与诉讼相关的资料和证据多数掌握在董事会手中,如果董事会积极参与该诉讼,将直接影响案件审理和责任认定。其次,作为公司的业务执行机构,董事会要从全局出发,衡量公司最佳利益与通过诉讼获得的赔偿之间的利弊关系。当董事会经过调查分析后认为继续诉讼将损害公司最佳利益时,董事会的决定是否可以作为一种经营判断受到司法尊重?或者法院是否应完全无视董事会提出的终止诉讼请求,而进入实质审理?本文将以80年代以后美国公司董事会及其设置的特别诉讼委员会在股东代表诉讼中的权限与作用为中心进行探讨,并兼谈对我国公司立法的启示。
在美国,当股东提起追究董事对公司责任的股东代表诉讼时,公司内部救济是实践中形成的基本原则。因此,除非原告股东认为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诉讼请求没有实际意义并能提供具体证据予以证明,法律要求该股东首先向公司提起诉讼请求。另一方面,对于股东的诉讼请求,如果董事会认为提起诉讼不符合公司最佳利益,并拒绝提起诉讼,该决定作为一种经营决策将受到保护,因此股东不能再提起该代表诉讼。但即使股东免除诉讼请求程序的主张得到支持,并向法院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公司仍可在满足一定条件下请求法院终止该诉讼。然而,如果导致公司损失的行为与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有利害关系,或该行为本身与实际控制董事会的某些董事有利害关系,董事会不提起诉讼或请求终止诉讼的决定是否公正?是否享受经营决策的保护?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发生了水门事件等一系列向海外不正当支出的事件,当股东提起代表诉讼追究当事人责任时,往往将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列为诉讼被告。在这些诉讼中,由于董事会成员多数参与了该行为的决策,很难相信董事会会对股东的诉讼请求作出公正、合理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董事会无法有效行使其职能,也意味着公司内部救济措施无法实现,这会增加股东滥用提诉权的可能性,进而影响公司的健全稳定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许多公司董事会在其多数董事作为被告被追究责任时,临时设立一个由与给公司造成损失无利害关系的董事所组成的特别诉讼委员会(special litigation committee,SLC),专门处理诉讼中的相关事宜。这些事宜包括调查事实真相、判断诉讼是否符合公司最佳利益、决定是否依照股东的诉讼请求提起诉讼,以及当股东的诉讼请求被免除时决定是否请求法院终止股东代表诉讼等。法院一般尊重特别诉讼委员会的建议,这也是在美国逐步确立的原则。目前,设置特别诉讼委员会已成为美国各公司普遍采取的一种应对诉讼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