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析：经济纠纷与合同诈骗的辨析
点击数：8 更新时间：2024-10-02
2004年6月，徐某在注册成立某有限公司(借用注册资金，虚假股东，实际公司只有徐某一人)后没有经营行为。
徐某得知某地有金属镁矿后，于2005年10月，以某有限公司名义与某地政府签订开发金属煤矿山及镁业生产合同，并规定由某有限公司筹资建设经营管理，分两期总投资42亿人民币，年产金属镁20万吨，年产值38亿元人民币，年利税2.8亿元人民币。规定某有限公司在某地投资成立金属镁项目生产企业，拥有矿山资源永久自主开发利用权。
某地政府、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分别对该项目给予批复，同意某有限公司在五亩乡的金属镁项目。同时，某地某乡人民政府与某有限公司签署补充协议，规定某有限公司必须保证在2006年2月底前注册资金到位，若不能按时动工，某乡政府有权将镁矿资源转让他人开发。但某乡政府书记、乡长均于2008年7月证实因为没有其他企业联系开发，合同继续有效。
徐某在认识王某后，王某介绍以前的邻居宋某了解徐某的镁矿项目后，于2008年3月8日，徐某与宋某达成入股合同，规定：为了开发镁矿资源前期工作，大量费用成了当务之急，为了企业发展的需要，公司领导班子研究决定，在内部转让小额度股金，联盟新成员。乙方(宋某)入股金额140万元为两股，期限与企业的开发矿山资源共存，从乙方投入开始，从第二年底甲方给乙方回报50万元人民币，第三年底甲方回报100万元人民币，第四年底每股每年可获利润200万元左右。乙方不参加生产经营。
同日，宋某从自己的账户上给徐某新开户的账户划款人民币140万元。同时，徐某与宋某对此合同补充说明，内容为宋某入股140万元，如果在项目开发中遇到不可抗拒之问题，此入股款将自动转入为徐某先生借款，并长期有效。(并按年息20%计息)，并注明为入股合同的补充说明，时间为2008年3月7日。
次日，徐某从账户中分四笔取出100万元现金，并辩解称用于镁矿项目的投入。经公安机关查询，同日，王某账户收到85万元，王某账户中的23万元交与妻子提前还了天通苑小区购买住房的贷款。
徐某辩解称钱是通过王某买了2万条裤子。徐某给自己妻子账户转入34000元，自己购买手机、笔记本电脑、摄像机等物后现账户余额11万余元。2008年5月，徐某联系了某发展有限公司刘某，双方商谈合作开发镁矿，并订立合作合同。2008年4月6日，被害人宋某的姐姐与宋某在本市找到徐某称宋某有精神疾病要求退股，徐某答应退款，但直至抓获未退。
在认定案件性质过程中，对徐某是否构成犯罪产生争议。
根据第一种观点，徐某公司虽然是一家"空壳"公司，但并未注销，因此仍然是合法公司。虽然徐某没有寻找资金或开发镁矿的证据，但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没有寻找资金或认为镁矿项目无法启动。根据与被害人签订的合同和入股协议，徐某向被害人明确表示该项目尚未运营，属于先期运作状态。因此，被害人与徐某签订的入股合同属于市场行为，高额回报和无法收回或按时收回本金属于市场风险。因此，徐某不具备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客观上没有诈骗罪的行为，属于经济纠纷，应是民事法律关系。
根据第二种观点，虽然徐某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获得了被害人的入股资金，但除了部分资金流向外，还有近40万元的去向不明。同时，徐某与王某的关系不明，是否存在共同故意的问题也没有查清。因此，虽然构成犯罪，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根据第三种观点，徐某的公司是一家"空壳"公司，没有资金和能力完成42亿元的镁矿项目。而在获得被害人的入股资金后，徐某并没有用于开发镁矿项目，而是进行了挥霍。徐某辩解购买的裤子用于工人的工作服，但这不符合常理。此外，徐某的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和欺骗的客观行为。
根据刑法第224条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
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经济纠纷、合同欺诈行为的区别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客观上是否利用经济合同事实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
合同纠纷是由于一方当事人无法履行合同而引起的纠纷，行为人并无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合同欺诈行为是指签订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弄虚作假，诱使对方当事人在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签订合同的行为。合同诈骗罪则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并在客观上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
根据现有证据来看，虽然徐某在与被害人签订合同的过程中实事求是地告知了项目的资金用途和进展情况，但在获得被害人资金后，徐某并未用于积极履行合同或开发镁矿项目的前期活动，而是进行了挥霍，并且有近40万元的资金去向不明。这显示出徐某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因此，本案应定性为合同诈骗罪，而不是经济纠纷或合同欺诈行为。
合同诈骗与经济纠纷之间存在许多相似之处，但两者在本质上有区别。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两者交织在一起的情况，判断是否构成犯罪的界限不易区分。因此，应全面分析案件，准确判断案件的性质，有利于维护经济秩序，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