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赔偿与不当得利请求权解析
点击数：83 更新时间：2024-08-11
中国工商银行某支行是广东某证券公司的存款银行。1995年5月30日，原告通过被告下属的办事处误开一张金额为160万元的转账支票给被告。被告在没有支付对价的情况下，收取了原告的160万元支票，并将该金额划付到被告自己的账户中。同日，被告开具一张金额为160万元的转账支票给第三人，第三人将该金额用于偿还其在被告处的贷款。
原告在2000年12月向一审法院提起侵权行为之诉，认为被告未征得原告同意，擅自将原告的资金划转给第三人，构成侵权行为。原告主张被告应返还不当得利。
一审法院最终判决原告败诉，以超出诉讼时效为由。原告未能证明被告的行为构成侵权行为。
原告上诉并要求按照侵权行为审理本案，但二审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并未构成对原告财产的侵犯。法院认为，被告获得票据款项后，再开具支票将资金划付给第三人的行为并不构成侵权行为。因此，法院驳回了原告的上诉请求，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
二审法院在判决中以"金钱一经交付即转移所有权"作为依据，认为被告的行为不构成侵权行为。然而，这一观点并不适用于本案，因为在本案中并没有发生货币交付的行为。支票转账不能引起货币所有权的转移，只是引起债权的变动。被告的行为明显侵害了原告的债权，构成了侵权行为。
被告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的情况下，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将原告的资金划转给第三人，取得了不当得利。根据《民法通则》第92条的规定，被告应当返还不当利益。被告的行为既构成了不当得利，又构成了侵权行为。被告的主观恶意表现在多个方面，包括明知自己没有支付对价却收取了原告的支票，并未征得原告的同意就将资金划转给第三人。被告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应当遵守票据操作规程，而不是违反规程满足第三人的非法请求。
本案涉及原告是否同时享有不当得利之债和侵权行为之债的双重请求权，以及诉讼时效的起算问题。不当得利之债和侵权行为之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发生竞合，需要具体分析。一般情况下，行为人实施侵权行为并不一定会获利。如果行为人的侵权行为只会损害他人而不对自己造成利益，那么只构成侵权行为。相反，如果受益人本人没有过错，只是因为受害人的过错而获得利益，那么受益人只构成不当得利。问题是，如果行为人因侵权行为获得利益，侵权行为之债就可能与不当得利之债发生竞合。在德国学说中，受益人因实施侵权行为而获得的不当得利被称为侵害他人权益之不当得利。
本案中，侵权行为与不当得利的竞合属于这种情况。被告实施的侵权行为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被告与第三人恶意串通，接受第三人的非法要求，损害了原告的利益。第二阶段，被告明知自己没有票据权利，却恶意获得了票据利益（不当得利）。第三阶段，被告根据预先串通的计划将票据利益转让给第三人。第四阶段，第三人将获得的票据利益用于偿还被告的贷款。从第二阶段来看，被告确实获得了不当得利，但从四个阶段整体来看，获得不当得利只是被告实施侵权行为的一部分，特别是在第二阶段，侵权行为与不当得利发生了竞合。被告于1995年5月30日获得160万元的票据利益后，于1995年5月31日向第三人签发了金额为160万元的支票。那么，被告向第三人签发支票的原因是什么？只有在正确理解侵权行为的各个阶段及其联系之后，才能正确确定原因。如果像二审法院那样否定存在侵权行为，认为被告已经取得了货币的所有权，且后续的处置完全是处置自己的财产，那岂不是将1995年5月31日被告向第三人签发160万元支票的原因认定为赠与行为？显然，这与事实不符。实际上，这是侵权行为的延续，是被告根据事先串通的“合同”将票据利益转让给第三人享有。
如果原告提起不当得利之诉，显然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然而，如果原告提起侵权行为之诉，由于被告与第三人恶意串通将票据利益非法转让给第三人的行为构成侵权，而原告事先对此侵权行为一无所知，被告事后也没有向原告发出任何形式的通知，且鉴于金融业务的保密性质，原告也无任何有效途径知道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恶意串通行为。直到2000年8月17日，原告申请后，被告才首次向原告出示了第三人出具的书面函件。在本案中，票据的交付只能作为不当得利之诉的诉讼时效起算点，而不能作为被告和第三人恶意串通构成侵权行为的时效起算点。从侵权行为发生之日起算（1995年5月30日），没有超过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从原告知道被告的侵权行为之日起算（2000年8月17日），没有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因此，原告提起侵权行为之诉并未超过时效。在不当得利之诉和侵权行为之诉发生竞合时，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着眼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及其合法性，特别是在不同的诉讼理由对当事人的实体利益产生直接影响时，应尊重当事人的选择。本案中，原告以侵权行为纠纷提起诉讼，而两级法院却按不当得利纠纷进行审理，这种做法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