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当得利与侵权行为之竞合

案情

中国工商银行某支行（以下简称被告）是广东某证券公司（以下简称原告）的存款银行，原告在被告下属的办事处开立了结算帐户。1995年5月30日，原告通过被告下属的办事处误开一张金额为160万元的转帐支票给被告，但实际上双方并无任何交易关系。被告在没有支付对价的情况下，收取了原告的160万元支票。同日，被告从原告的帐户中划付了160万元进入被告自己的帐户。5月31日，被告开具一张金额为160万元的转帐支票给深圳某实业公司（以下简称第三人），同日第三人将160万元用于偿还其在被告处的贷款。1995年、1996年、1997年，原告与被告进行年终对帐时，没有证据表明原告对该160万元提出过异议。2000年8月17日，原告因清理帐目致函被告，要求查明1995年5月30日汇给被告的160万元的使用情况。在查询中，被告才向原告说明该款在# 年前就已经应第三人申请划转给第三人，被告还向原告出示了第三人出具的书面申请函件，第三人在该函件中声称自己是95年5 月30日160万元支票的收款人，只是原告错划给被告帐户，据此第三人请求被告将160万元划归自己，并许诺该笔款项将用于清偿第三人向被告之贷款。被告接受了第三人的申请并划转了资金。

评析

在不当得利和侵权赔偿请求权发生竞合之际，当事人可以提起不当得利之诉，也可以提起侵权行为之诉。法院审理案件，应当着眼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及其请求的合法性，对于当事人的选择，法院应予尊重。一、判决理由之检讨二审法院的判决理由认为：“金钱一经交付即转移所有权，因此被告获得该票据款项后，在开具支票将160 万元从被告帐户内划付给第三人的行为并不构成对原告财产的侵犯”。然而，这一论点在本案中并无适用之余地，因为本案中从未出现过任何货币交付行为，所有的交易都是通过转帐支票来完成的。二、货币占有、票据交付、支票转帐中的权利状态分析货币的所有权与债权的转让是根据货币的交付来确定的。在本案中，没有发生货币交付行为，因此无法根据货币所有权转移来判断权利状态。支票的交付只会引起债权的变动，而不是货币所有权的转移。转帐支票只能引起债权的变动，不能引起货币所有权的转移。三、不当得利与侵权行为之竞合被告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的情况下，没有支付任何对价却取得了票据利益，根据《民法通则》第92条的规定，应当负有返还不当利益的义务。在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的行为构成侵权行为，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权利。因此，不当得利与侵权行为之间存在竞合关系。

侵权行为与不当得利之债的立法目的和构成要件的区别

侵权行为和不当得利之债在立法目的和构成要件上存在重大差别。侵权行为的立法目的是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否定性评价，补偿受害人的损失并制裁不法行为人。而不当得利之债的立法目的是恢复因不当变动而受到破坏的利益平衡，并不对受益人进行指责。此外，侵权行为和不当得利之债的构成要件也有明显区别。不当得利之债的成立以受益人的客观受益为前提，而受益人是否有主观过错对不当得利之债并不产生影响。然而，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则要求行为人具有主观过错，即行为人必须有故意或过失。行为人是否因自己的行为受到客观利益并不影响侵权行为的成立。

案例分析：被告银行的侵权行为

本案中，被告是一家办理支票存款的银行，原告是一位办理支票存款业务的存款人。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资金关系，基于存款行为，原告享有对被告的债权，这也是原告有权开出以被告为付款人的支票的合法基础。然而，在本案中，被告未经原告同意，仅凭第三人的非法请求，将原告的资金转给第三人，侵害了原告的债权，导致原告债权额不当减少。被告的行为不仅具有明显的主观恶意，还实施了加害行为，构成了侵权行为。

被告的主观恶意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票据误汇后，被告明知自己没有支付对价，不享有票据权利，却没有将票据退还给原告；其次，被告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应该知道即使第三人出具了书面承诺也不能取得票据权利；第三，即使原告确实意图将款项汇给第三人而误汇给了被告，被告也必须与原告事先达成合意才能实施转让，然而在本案中，被告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将票据利益转让给第三人；最后，被告违反票据操作规程，满足第三人的非法请求，目的是让第三人用这笔款项偿还在被告处的贷款，被告与第三人之间明显存在恶意通谋。

此外，被告作为办理支票存款业务的专业银行，在侵权行为中利用了持票人和付款人双重身份的便利条件，违反了票据操作规程，使侵权行为得以完成。

侵权行为与不当得利之债的竞合

原告是否同时享有不当得利之债和侵权行为之债的双重请求权，涉及到本案中请求权的竞合问题和诉讼时效的起算。一般来说，行为人实施侵权行为并不一定会获益。如果行为人的侵权行为只是"损人而不利己"，那么只能构成侵权行为。相反，如果受益人本人没有过错，只是因为受害人的过错而获得利益，那么受益人只构成不当得利。然而，如果行为人因侵权行为获得利益，侵权行为之债就可能与不当得利之债竞合。在本案中，被告实施的侵权行为经历了四个阶段：与第三人通谋、恶意取得票据利益、转让票据利益给第三人、第三人用票据利益偿还被告的贷款。从整体上看，尽管被告在第二阶段获得了不当得利，但这只是侵权行为的一个环节，实际上侵权行为与不当得利在第二阶段发生了竞合。因此，本案中的侵权行为与不当得利之债竞合。

诉讼时效的计算

如果原告提起不当得利之诉，诉讼请求已经超过时效。然而，如果原告提起侵权行为之诉，由于被告与第三人恶意串通将票据利益非法转让给第三人，原告对此侵权行为一无所知，并且被告也没有通知原告。考虑到金融业务的保密性质，原告也无法得知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恶意串通行为。直到原告申请后，被告才首次向原告出示了第三人的书面函件。在本案中，票据的交付只能作为不当得利之诉的时效起算点，而不能作为被告和第三人恶意串通构成侵权行为的时效起算点。从侵权行为发生之日起算，诉讼时效没有超过20年；从原告得知被告的侵权行为之日起算，诉讼时效没有超过2年。因此，原告提起侵权行为之诉并未超过时效。在不当得利之诉和侵权行为之诉竞合时，法院应重视原告的诉讼请求和请求的合法性，尊重当事人的选择。本案中，原告提起了侵权行为纠纷诉讼，但两级法院却按照不当得利纠纷进行审理，这种做法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