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范式与行政诉讼被告的关系

一、行政范式理论解析

行政范式是指有关政府行政机构及其运行机制的一套假设、规则或观念。它是观察、理解和说明行政的一幅地图，可以对当下和既往的公共行政实践加以解释，并能依此对未来公共行政发展进行预期。行政范式的转换是基于行政实践的发展而引发的关于行政的假设、规则或观念的重新组合。

行政范式的基本含义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在心理上，它是科学共同体的信念。其次，在理论上，它是科学共同体所具有的模型或模式。最后，在实际操作上，它是科学共同体所具有的起点、语言及教育内容，即范式方法。范式为特定专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典型的问题及相应的解答，设计了分析与研究的理论前提、框架和推理结构。

范式的作用集中于理顺和总结现实、理解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预期和预测未来的发展、从不重要的东西中区分出重要的东西、弄清我们应当选择哪条道路来实现我们的目标。当传统范式无法解决科学实践中的问题时，人们就会设计不同的范式，在长期实践中追求对新范式的系统表达，解决导致传统范式危机的问题。

二、行政范式与行政诉讼被告的关系

行政诉讼的被告是指原告起诉其具体行政行为侵犯自己的合法权益，并经人民法院通知应诉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行政范式与行政诉讼被告有着密切的联系。行政范式为我们客观的认识公共行政实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工具和视角，能够解释当下和既往的公共行政实践，并能依此预期未来公共行政发展。行政范式理论实际上成了沟通公共行政实践与行政法行政诉讼的桥梁。

随着企业型政府范式的出现，我们认识到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不断从政府向社会转移。政府不再是行使公共权力的惟一主体，非政府组织也享有部分公权力，呈现出政府单一权力中心向权力多中心过渡的趋势，国家行政一统天下不断被打破。这些变革要求对行政诉讼被告的范围重新界定。

当代中国行政范式解析

不同国家的行政范式会受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呈现不同特色。当代中国的行政范式受到中国独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观念等影响，形成了独特的特征。在分析当代中国行政范式时，不能简单套用对西方行政范式的分析，而应根据中国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将呈现政治领袖行政范式、官僚制行政范式和企业型政府范式三种范式的竞争与并存的多元制范式。政治领袖行政范式是由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发展所决定的，行政官员实际上被政党控制，行政完全是政治化的行政。官僚制行政范式在中国具有传统基础，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权力过分集中、效率低下等。企业型政府范式在中国并不能取代官僚制政府范式，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不成熟，非政府组织发展不足，官僚制具有一定的效率优势。

现行中国行政诉讼被告的范围及其反思

一、引言

在我国社会转型期和全球化时期，政治领袖行政范式、官僚制政府范式和企业型范式三种多元制范式格局相互竞争和并存。这三种范式无法取代其他范式，也无法全面准确地解释我国公共行政实践的状况。

二、现行中国行政诉讼被告的范围及其条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我国行政诉讼被告包括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诉讼被告的实质条件有三个：必须是行政行为主体、行政职权主体和责任主体。

三、对现行行政诉讼被告范围的反思

现行行政诉讼被告范围的确定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行政机构体系错综复杂，行政诉讼被告的确定变得复杂，增加了救济程序的难度和成本。其次，行政权行使主体从一元走向多元，一些行使公权力的主体如社会团体、行业协会、事业单位则游离于法律监督之外，出现权利救济的真空。再次，行政主体标准缺乏科学性，将程序问题与实体问题混淆。

四、行政诉讼被告范围的扩大

在政治领袖行政范式、官僚制政府范式和企业型范式的多元制范式格局下，行使行政权的主体不仅限于行政机关，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也行使一部分行政权。因此，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也应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对于党组织的被告资格，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领导行政并行使一部分行政权，因此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对于非政府组织的被告资格，企业型政府范式下，行政权力的行使主体多元化，非政府组织也成为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应受到行政诉讼制度的监督。

五、结论

行政诉讼被告的范围不应局限于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也应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扩大行政诉讼被告的范围是回应社会变迁和公共行政发展的必要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