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花接木担保：法律效力存疑
点击数：8 更新时间：2024-01-23
1993年11月10日，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国投公司）与北京韩俄式大酒楼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酒楼）签订了BM93第44号委托贷款协议书（格式合同）。根据协议，国投公司向酒楼提供了3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利率为年息10.8%，贷款手续费为0.9%。贷款期限从1993年11月10日开始，到1994年2月10日结束。如果酒楼不能按时归还贷款本息，将按照0.5%的日罚息计收。合同保证条款中规定，该贷款由华北电力设备成套公司（以下简称电力公司）出具无条件不可撤销的担保函。如果借款方不能按时还款，担保人将连带承担贷款本息罚息和相关费用的责任。
在协议中，酒楼在借款方栏内签字盖章，并注明了开户银行和银行账号。受托方栏除了盖有国投公司证券部公章外，法人代表、开户银行和银行账号项下均为空白。担保人栏内电力公司未签字、盖章。酒楼向国投公司提供了一份无具体日期的盖有电力公司公章的担保函。担保函称：根据国投公司和酒楼于1993年11月10日签订的BM93第44号合同，电力公司愿意为该贷款提供不可撤销的担保函，担保金额为300万元，保证期限为“本担保至1994年1月15日为有效期”。担保函至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还清借款方所欠的全部借款本息罚息和一切费用时止。担保函上有电力公司的公章，有“张春元”的署名，并注明了保证人的开户银行为中行北京分行和银行账号019461022，但具体日期为空白未填写。
合同订立后，国投公司没有向电力公司核保，即于1993年11月13日向酒楼划款300万元。到期时，酒楼未按约定还款付息。国投公司多次催要贷款，酒楼分别于1995年7月25日、10月30日和1996年1月31日三次承诺延期还款，但都未履行。国投公司从未向电力公司追索上述款项。直到一审诉讼，电力公司才知道有此担保。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国投公司与酒楼签订的委托贷款协议实际上是借款合同，双方关于手续的约定明显违反国家法律规定，应视为无效。合同中关于罚款的约定过高，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规定的标准执行。虽然主要条款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但担保人电力公司未能提供出具担保函后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的相关证据，因此不能免除其担保责任。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除手续费条款无效外，其他条款均有效，华北电力公司的担保也有效；二、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韩俄式酒楼应向北京国投公司支付300万元及其利息和罚息；三、电力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赔偿责任。
一审宣判后，华北电力公司以“只认公章，不管本公司是否知道或愿意就认定担保有效，是片面的”为由，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查明，酒楼的法定代表人白永清同时是大洋公司的董事长。1993年夏，电力公司曾与大洋公司的白永清有过三合板业务联系，电力公司欲为大洋公司提供借款担保，但因反担保未商妥，将已盖电力公司公章、并有手写体“本担保至1994年1月15日为有效期”的空白“担保函”退还给大洋公司。后来，白永清将该担保函变造后用于酒楼向国投公司借款的担保。国投公司起诉时向一审法院提供的“担保函”复印件与其后来提交的原件不一致，原件上有手写体保证期限，复印件上没有。经鉴定，“担保函”上的法定代表人签名是伪造的。当事人确认“担保函”上保证人的开户银行和银行账号是国投公司的，而不是电力公司的。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一审法院对国投公司与酒楼订立的合同性质及其效力的认定，以及对韩俄式酒楼支付300万元及其利息的判决是正确的，应予维持。然而，一审法院关于电力公司担保有效并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的认定和处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担保并非电力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公司从未接到酒楼的担保请求，也没有向国投公司出具过担保函。虽然“担保函”上有华北电力公司的印鉴，但这是为了大洋公司借款担保加盖的，并非为该笔贷款提供担保。此外，“担保函”上保证人的开户银行和银行账号是国投公司的，而不是电力公司的。另外，保证期限早于借款合同的期限，不合理。即使该“担保函”有效，国投公司在借款合同期限届满后，未经电力公司同意，三次向酒楼承诺延期还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电力公司应免除担保责任。基于以上理由，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法院关于酒楼支付300万元及其利息的判决，但撤销了一审法院关于电力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判决。
本案是一起因担保问题引起的借款纠纷。上诉人华北电力公司与被上诉人国投公司、韩俄式酒楼之间争议的焦点是电力公司是否应为酒楼300万元借款承担担保责任。一审法院仅凭“担保函”上电力公司的印章真实，就认定该担保合同有效，并判决电力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根据一般证据使用效力的原则，如果没有相反的证据证明印章是伪造的，书证的效力应大于证人证言，即“认章不认人”。因此，一审法院的认定是合理的。然而，本案情况特殊，需要法官根据案情和其他证据进行综合判断。二审法院审查了华北电力公司的印章，并发现了“担保函”存在多个疑点。例如，担保函上保证人的银行账号和开户银行不是电力公司的，而是国投公司的；担保函的保证期限早于借款合同的期限，不合理；担保函上的签名是伪造的。二审法院对这些疑点进行了深入调查，最终揭示了“担保函”问题的真相。根据本案的担保合同关系，无论是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还是从担保形式和担保约定的内容上看，都可以认定该担保合同是不真实的，并且违背了我国的担保法律制度。因此，这份“担保函”应被认定为无效，担保合同也无效，电力公司的民事责任应予免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