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海洋法庭有没有刑事管辖权

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补充性《罗马规约》序言和第1条均强调，根据本规约设立的国际刑事法院对国内(家)刑事管辖权起补充作用。但是，这些条款均未指明补充性的内涵，而是号召国家起诉该规约规定的严重国际犯罪，即除非安理会提交案件的情形或者国家不愿意或不能履行调查和起诉的情况外，国家管辖权原则上优先适用，国际刑事法院作为管辖权的另一种选择只发挥其补充性功能。

然而，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适用的补充性还应遵守以下前提条件。

(一)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补充性的积极适用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补充性的积极适用主要体现在国家管辖权“不愿意”或“不能”行使的情形。根据《罗马规约》第17条规定，国际刑事法院补充性管辖权适用的情形包括：

(1)对案件具有管辖权的国家不愿意或不能够切实进行调查或起诉;

(2)对案件具有管辖权的国家在对具体案件进行调查后，由于该国不愿意或不能够切实进行起诉，而作出不对有关的人进行起诉的决定。

根据国际法承认的正当程序原则，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行使应基于国家刑事法院确实“不愿意”行使的情形，酌情考虑是否存在下列一种或多种情况：

(1)已经或正在进行的诉讼程序或所作出的决定，是为了包庇有关的人，使其免负第5条[1]列举的本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的刑事责任;

(2)诉讼程序发生不当延误，而根据实际情况，这种延误不符合将有关的人绳之以法的目的;

(3)已经或正在进行的诉讼程序，没有以独立或公正的方式进行，而根据实际情况，采用的方式不符合将有关的人绳之以法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必须首先与该国的首席检察官或者检察长接触，以便确认是该国司法系统确实不愿意行使起诉权或审判权，或者行使权力不能令人信任。那么，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就可以到国际刑事法院的一个预审庭，要求将该国的司法管辖权转移到国际刑事法院。所涉国家有权参与和出席法庭的决定过程，并可以提出反对司法管辖权转移的建议。如果这个法庭的多数法官认为确有必要将该国对某个案件的司法管辖权转移至国际刑事法院，该国有权到上诉庭上诉。所有这些程序都是为了保障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不会滥用其权力，同时，也是为了保证所涉国家的主权不会受到侵犯。一旦国际刑事法院已经受理了某个案件，那么，它在审理过程中必须与该国司法系统保持密切的合作，不能作为一个超越国家的司法机构而存在，更不能在审理过程中完全独立于该国的司法系统。

此外，为了确定某一案件中是否存在有国家不能切实进行调查和起诉，无法行使管辖权的问题。国际刑事法院还应考虑，一国是否因本国司法系统完全瓦解，或实际上瓦解或者并不存在，而无法拘捕被告人或取得必要的证据和证言，或在其他方面不能进行本国的诉讼程序。

(二)国际刑事法院补充性管辖权适用的限制国际刑事法院补充性管辖权适用的限制体现为，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行使必须以国家同意为先导。根据《罗马规约》第12条规定的精神，国际刑事法院行使管辖权的先决条件有三：一是一国成为《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作为缔约国就应接受国际刑事法院对《罗马规约》第5条所述犯罪的管辖权。二是《罗马规约》第13条第1项或第3项的情况，《罗马规约》的缔约国或者非缔约国依照《罗马规约》第12条第3款接受了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这些情况包括：缔约国依照《罗马规约》第14条规定，向检察官提交显示一项或多项犯罪已经发生的情势;检察官依照《罗马规约》第15条开始调查一项犯罪。

在上述情况下，国际刑事法院可以针对以下两种情况行使管辖权：

(1)有关行为在其境内发生的国家;如果犯罪发生在船舶或飞行器上，该船舶或飞行器的注册国;

(2)犯罪被告人的国籍国。三是非缔约国通过声明后可以接受国际刑事法院对有关犯罪行使管辖权，但该接受国应依照《罗马规约》第九编的规定，不拖延并无例外地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在第二个条件中，如果需要得到一个非缔约国的国家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该国可以向书记官长提交声明，接受国际刑事法院对有关犯罪行使管辖权。这种声明的提交程序有两种：其一，书记官长可以应检察官的请求，在保密的基础上，询问非缔约国或在《罗马规约》生效后成为缔约方的国家是否有意提交第12条第3款规定的声明。其二，一国向书记官长提交，或向其宣布有意提交第12条第3款规定的声明时，或书记官长根据分则1采取行动时，书记官长应告知该通知的有关国家，作出第12条第3款规定的声明的后果是接受对适用于情势的第5条所述犯罪行使管辖权，而且第九编的规定，及有关缔约国的任何第九编规则，应予适用。从国际刑事法院行使管辖权必须以国家明示同意为前提的角度分析，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并没有超越国家管辖权之上，反而是以国家的同意与接受为前提。

国际刑事法院补充性管辖权适用的限制蕴涵着两层含义：其一，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及于缔约国;其二，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有条件地及于非缔约国。原则上如果非缔约国不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管辖权的效力则不能及于非缔约国。

然而，事实上，即使一个国家没有成为《罗马规约》的缔约国，或没有向书记官长提交接受法院管辖权的声明，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也有延伸到这些国家的可能性。因为只要经犯罪地国或被告人国籍国任何一国同意，法院便可在未经非缔约国或者第三国同意的情况下，使非缔约国或第三国国民被动接受法院的管辖权，履行如同缔约国一样的义务。这种情况使国家同意或接受国际刑事法院行使管辖权的前提在立法上本身就具有了相对性，亦使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补充性原则大打折扣。

海事犯罪行为的惩治与海事刑事案件管辖的现状及分析

(一)海事犯罪行为的惩治现状与分析

海事犯罪行为是指与海事活动相关的、危害有关海上运输的各种海事关系和秩序以及相关联的其他社会关系和秩序的，为国际条约规范和国内刑法所禁止的、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接受处罚的行为。海事犯罪涉及的罪名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船员渎职类犯罪，包括船舶非法悬挂国旗航行罪、海上交通肇事罪、海上重大责任事故罪等;第二，危害海上航行安全类犯罪，包括海盗罪、破坏海上交通设施罪等;第三，海上走私毒品、偷渡及非法运输特定物品类犯罪;第四，海事诈骗类犯罪，包括信用证诈骗罪、保险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等。后两种犯罪的侦查取证与一般的刑事案件区别不大，基本上都可以在陆上进行，因此后两种海事犯罪行为与前两种综合起来是广义的海事犯罪行为。而前两种是狭义的海事犯罪行为，一般需要海事现场勘验，也就是需要专门的海事调查官进行海事调查处理，本文主要针对这两类犯罪进行分析。

海事刑事案件管辖的现状及分析

1、海事法院未涉及海事刑事案件管辖之初衷

2012年修正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专门法院案件的管辖另行规定。”那么，依据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规定，海事法院的受案范围包括“当事人因海事侵权、海商合同纠纷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海事纠纷提起的诉讼”。由此可见刑事案件并不在海事法院的受案范围之内。

1981年，原交通部(现交通运输部)在六个沿海港口城市组建了水上运输法院和水上运输检察院筹备组，每个筹备组包括基层和中级两个法院及两个检察院。在北京组建了全国水上运输法院筹备组和全国水上运输检察院筹备组。1983年筹备组停建，原因是国家立法层面不同意设立海事检察院。那么海事法院刑事专属管辖也因此没有确定。分析深层次的原因是：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基于激励并扶持海上远洋运输、加速发展海洋经济，对海上交通事故实施宽缓的刑事法律政策的宏观考虑而为之。国家的宽松政策的确促进我国航运市场的繁荣，该政策是符合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的。但是到了21世纪初，在对承运人相对宽松的政策下，我国水上运输能力发展迅速，船舶数量急剧增长，运力过剩。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很多船舶经营人不能严格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进行营运，海事犯罪行为呈高发状态。

2、公检法三机关在海事刑事案件的职责之现状

为何许多海事犯罪行为并未得到有效的审判与制裁呢?在此，还要分析一下公检法三机关在海事刑事案件中的职责，由于海事刑事犯罪的特殊性，除了公检法三机关之外，还要涉及海事局的相关行政部门。

上文提到过海事调查处理是海事主管机关对水上交通事故的依法行政活动。以天津为例，1979年前，天津辖区海事调查处理是由天津港务监督科负责，之后，改由海务科负责。1988年天津海监局成立，海事调查处理由海务处负责。1995年3月，该局内设机构调整，海务处撤销，海事调查处理改由新设立的通航监督处负责。2000年8月，通航监督处更名为通航管理处。而行使海事调查行政权的主体是海事调查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