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数:18 更新时间:2024-01-08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合同纠纷案件的管辖地可以根据被告住所地和合同履行地来确定。此外,根据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也可以作为约定管辖的“连接点”。对于特殊类型的合同纠纷,如保险合同和运输与联运合同等,还有其他特殊规定。
在上述连接点中,与合同本身有关的是“合同签订地”和“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是指合同签章完成的地点,是客观事实,很少有争议。然而,关于如何确定“合同履行地”,在理论和实务中存在较大争议。
根据当事人是否在合同中约定了履行地点,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首先,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履行地点,一般情况下应该按照约定确定管辖。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有一些情形不以合同履行地法院为管辖法院。一种情况是虽然约定了合同的履行地,但并未约定管辖权条款,或者约定由其他连接点法院管辖。另一种情况是如果合同并没有实际履行,当事人双方住所地又都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那么应该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
其次,如果没有关于合同履行地点的约定,就需要根据法定规则来确定“合同履行地”。我国现行的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中都有关于合同履行地的规定。例如,《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三项规定了货币交付的履行地点,不动产交付的履行地点以及其他标的的履行地点。同时,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针对几种具体类型的合同也有分别规定。
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法律对于合同履行地的确定规则是合理和适宜的。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新类型的合同层出不穷,对于这些新类型合同如何从法律层面作出有效回应,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以下通过两个与互联网交易相关的案例来说明这一问题。
2012年,晏某通过支付宝在一家电子商务公司的网店购买了一双运动鞋。双方因纠纷而诉至法院。电子商务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根据惯例和实践,网购合同的履行地应该是电子商务公司所在地,即发货地。法院认为,双方约定了收货地址,因此该收货地应该是买卖合同的履行地,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
有不同观点认为,在“卖家不包邮”的情况下,合同履行地应该是卖方所在地。然而,这种观点未充分考虑到“网购”纠纷的特点,因此对于“卖家不包邮”的情况下合同履行地为卖家所在地的观点是有待商榷的。
我们认为,对于“网购”纠纷案件,应该考虑到交易平台的交易规则。例如,在淘宝平台上,根据支付宝的争议处理规则,如果买卖双方未就交付地点作出特别约定,买家留下的收货地址应该视为交货地。这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购销合同的规定。因此,我们认为交货地应该是合同履行地。
2007年,孟某与某投资公司签订了委托理财协议。委托公司在无锡市的证券营业部为孟某代理操作投资账户。孟某在纠纷发生后向无锡市南长区法院提起诉讼。投资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委托合同的履行地应该是投资公司所在地的办公地点,即上海市杨浦区。法院认为,委托公司在无锡市的证券营业部办理委托事务,因此该地属于南长区法院的管辖范围。
有不同观点认为,委托理财账户的开设地应该是合同履行地。然而,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避开了对这一问题的正面回答,而是从委托理财的行为特点出发对“履行行为”进行了创造性的解读。尽管这种做法是有创意的,但仍然属于技术性的处理,没有解决法律滞后性在面对新类型问题时的问题。
我们认为,以专项账户开设地作为网上委托理财的合同履行地是合理的。从便利法院管辖与审理的角度来看,投资公司的办公地点只是交易指令的发出地,而证券营业部所在地是指令的接收和处理地。因此,以证券营业部所在地作为合同履行地更有利于调查取证和案件审理。此外,考虑到网上委托理财的特殊性,如果允许以发布指定地作为合同履行地,可能会导致混乱的局面。
确定管辖权虽然只是民事诉讼程序中的一个小环节,但是它具有重要的独立价值。在当前司法地方保护现象普遍存在的情况下,通过合理的法定规则确定案件管辖法院对于维护当事人的权益至关重要。因此,在确定管辖权时,应该充分发挥智慧,选择最有利于当事人的管辖法院,并推动民事诉讼管辖立法的完善和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