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数:7 更新时间:2025-02-08
我国农村经济建设历来以“重政策、轻法律”为传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建设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确立和改革,以及近年来针对“三农”问题提出的新农村建设。然而,这两次农村经济建设运动的划分标志和执行依据,普遍认为是中央政府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而不是涉及农业经济的法律制度。在新农村建设中,这种现象仍然存在。各界媒体广泛宣传新农村政策,但主要关注点都集中在“政策内容的解读”和“政治意义的阐释与重述”,而对于新农村经济建设不可或缺的农业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农业技术推广法等法律却鲜有关注。
依靠经济政策来指导和促进经济增长已经成为我国农村经济建设的“路径依赖”。然而,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传统“重政策、轻法律”的制度供给思路进行反思和检讨。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偏好通过由上到下的层层发动来推进经济建设,但这种模式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它容易影响理性思维,导致为追求业绩而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其次,它容易忽视参与主体的个体利益需求,削弱政策制度的激励功能。第三,它不利于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运动热情高涨之后往往伴随着劳动热情的急剧下降。韩国近30年来的农村建设经验可以给我们一定的启示。
以政策来推动和协调新农村建设虽然可以缩短制度变迁中的“时滞”,但是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政策经过地方各级政府的“落实”、“贯彻”和“细化”,实施机制变得复杂。加上地方政府作为“有限理性个体”和“机会主义个体”的影响,政策最终的实现效果往往不符合制订者的初衷。
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反思和检讨传统的“重政策、轻法律”思路,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以经济法律为核心,推动新农村建设与经济法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