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据法的基本原则

无因性原则的理解

根据谢怀轼先生在《票据法概论》中的观点，无因性原则存在例外情况。这些例外情况发生在直接当事人之间，即出票人与受票人，背书人与被背书人之间的票据关系取决于原因关系的有效性。如果原因关系无效，那么票据关系也将无效。然而，笔者认为票据无因性是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票据的效力不应该在直接当事人之间无效，而在后续交易中又变得有效。票据的效力应该是一贯的。举例来说，甲、乙两公司签发票据的原因行为是非法交易，但甲、乙两公司没有转移票据权利。如果乙公司要求付款，不付款的原因是取得票据的手段不合法，而不是因为票据无效。票据的效力是无因性的，主要看票据的形式要件是否符合票据法的规定。而持票人是否享有票据权利取决于持票人取得票据的原因是否合法。如果是合法取得票据，持票人就享有票据权利；如果是通过欺诈胁迫等违法方式取得票据，持票人就不享有票据权利。为了保证票据的流通，签发、背书、担保和承兑必须符合票据法的形式要求，这样票据才有效。行为人要对票据行为负责，但并不是对任何持票人都负责。对于合法取得票据的权利人要予以保护，而对于非法取得票据的持票人则不予保护。不保护的理由不是前手的瑕疵，而是持票人取得票据的原因不合法。因此，在保障票据流通的前提下，票据无因性原则并不会放纵坏人，使其受益。

善意持票人与非善意持票人

善意持票人当然享有票据权利，而非善意持票人明知或应当知道违法取得的票据，虽然在客观上票据形式有效合法，但在主观上的恶意使其不享有票据权利。票据无因性原则是绝对的，根据《票据法》第10条和第12条的规定，对于没有对价取得的票据，不享有票据权利；对于因欺诈、胁迫等原因而取得票据的，不享有票据权利；对于明知以上情形而取得票据的，不享有票据权利；对于因重大过失而取得票据的，也不享有票据权利。法律已经明确了可以享有票据权利的主体范围，只要取得票据的原因不合法，就不享有票据权利，即使票据本身是有效的。为了加重票据行为人的责任，我们坚持票据无因性原则。在这一点上，票据行为的无因性被绝对化了，票据要么有效要么无效，并不是在直接相对人之间无效，而在善意持票人手中，票据又变得有效。

票据行为的形式要求

票据法对票据行为的形式规定了非常严格的要求，因为票据行为是要式行为。从各种票据形式要求的共性总结，可以得出以下三点：1. 书面方式：出票、背书、承兑、担保等票据行为都要求以书面方式进行，即要求使用"白纸黑字"的形式。其中，白纸指的是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印制的票样，而黑字则代表着使用碳素墨水的钢笔或毛笔来填写票据。如果使用其他工具，如圆珠笔，就会导致票据无效。2. 签字与盖章：行为人的签章行为反映了其身份，并说明由谁来负责该行为。银行要求法人盖章、签字时，要盖单位的章，并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人的私人章来盖。自然人既可以签字，又可以盖章，或者即签字又盖章。在市场经济下，签章只是表明身份。只要能真实反映身份的签章，应该被视为有效，并用于保护权益。对于明知而故意签章错误的行为，应追究其票据责任，并由中国人民银行追究其行政责任。3. 款式要求：对于出票人的要求最为严格。汇票必须记载七项事项，而本票和支票则需要写六项事项。在保证票据流通的前提下，款式要求旨在维护票据使用过程中的安全。例如，票据金额必须用中文大写字和阿拉伯数字同时标注，如果大小写金额不一致，票据将无效。在某些外国法律中，规定大小写记载不一致的情况下，以数额较小的为准。立法的指导思想是尽力维护票据的有效性，促进票据的流通，避免无效情况的发生。如果票据被更改，根据票据法的规定，日期、金额、收款人等事项是不能被改动的。如果被改动，票据将无效。在当前的票据诈骗案件中，大多数涉及金额的变造。除了要追究刑事责任外，票据法也规定：对于变造前签章的情况，应按照变造前的记载事项追究票据责任；对于变造后签章的情况，应按照变造后的记载事项追究票据责任。这是为了维护票据的文义性，这也是第14条的规定。第9条规定了改写票据记载事项将导致票据无效，它追求的是票据使用过程的安全，而第14条强调的是交易秩序的安全。大多数法官会适用第14条。综上所述，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原则可以概括为票据的有效性或无效性取决于票据的形式要件。持票人是否享有票据权利不仅取决于形式要件的要求，还取决于持票人取得票据的原因是否合法。

票据法的价值取向

合同法的价值取向是合同正义与合法效率。当正义与效率发生矛盾时，应取义而舍利。在制定合同法时，有几项立法原则之一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意义在于确保每个人都有工作、有饭吃、有衣穿，这是一个伟大的目标。那么，票据法的价值目标是什么呢？如果票据法追求经济效率，那么这部法律将完全忽视伦理道德。这与我国法律体系的价值目标相冲突。此外，从国外的立法、法理和司法实践来看，尤其是二战后各国的立法，强调的是公权力的行使，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如果票据法只关注商人的利益，而忽视了这些方面，恐怕与世界立法发展的潮流相矛盾。因此，票据法的价值目标不仅仅是追求效率原则，但效率原则是其主要目标。从票据法的立法目的和制度结构可以看出其价值取向。票据本身只是一张纸，从中无法看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经济政策目标。票据只是商人用来进行交易的工具。从本质上讲，促进票据流转是票据法的价值目标。促进票据流通对于维护交易安全是必要的。如果仅因为一次欺诈行为而要求推翻所有交易，重新按合同性质决定行为的效力，这是不安全的，也不是票据法所追求的。在这个大目标下，究竟是追求"交易秩序的安全"还是"票据使用过程的安全"存在争议。在中国人民银行印制的票据样本中，我们可以看到票据的使用目的，即要求有真实的合同关系，并且有票据的交易编号，即要求有合同的交易号码。这将票据与票据的基础法律关系联系在一起，以保证票据使用过程的安全。违法使用票据是法律所不能容忍的，同时也认为这种票据是无效的。在立法过程中，有人提出如果将票据与合同关系联系在一起，那么制定票据法就没有必要了，只需要制定合同法即可。从西方国家票据发展的历史来看，票据在流通中具有多种功能，如克服携带现金的不便、克服使用金钱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支付、结算和融资功能。只有在流通中，票据才能发挥出这些功能。在这个过程中，并不需要过分考虑使用票据的目的和用途。因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完善合同法和行政监管法规来解决，没有必要赋予票据法太多的历史使命。总之，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原则可以概括为票据的有效性或无效性取决于票据的形式要件。持票人是否享有票据权利不仅取决于形式要件的要求，还取决于持票人取得票据的原因是否合法。票据法的价值目标不仅仅是追求效率原则，但效率原则是其主要目标。票据法的价值取向是促进票据流通，以维护交易安全为基础。在制定票据法时，应该考虑到合同法的关系，并确保票据使用过程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