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犯罪主体资格的界定问题

个人为单位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情况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2条的规定，如果一个单位是为了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或者在成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那么这个单位将被视为个人进行犯罪活动的工具，而不会以单位犯罪论处。

然而，这种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只是忽略了法人的独立人格，而并非否定了单位的主体资格。在单位犯罪的情况下，单位的主体资格仍然存在，且仍然具备受到责任追究的前提。因此，以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来区分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并不具有合理性。

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的情况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3条的规定，如果一个人盗用单位的名义进行犯罪活动，并将违法所得私自占有，那么根据刑法中关于自然人犯罪的规定，他将被定罪处罚。

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但又重新引入了“为单位谋取非法利益”这一单位犯罪成立要件，这与立法机关所舍弃的原则不一致。

单位犯罪的形态结构认识问题

对单位犯罪中主犯和从犯的区分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否区分主犯、从犯问题的批复》，在审理单位故意犯罪案件时，对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不区分主犯和从犯，而是根据他们在单位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来判处刑罚。

然而，这一批复存在两个问题：

1. “可不区分主犯、从犯”的具体适用范围是所有单位故意犯罪还是只是部分单位故意犯罪？如果是前者，那么其理由是什么？如果是后者，那么根据什么依据进行区分？此外，区分与不区分的前提是什么？
2. 既然可以不区分单位成员之间的主从关系，为什么又要根据各自在单位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来判处刑罚？根据共犯理论，主犯和从犯的认定主要是根据各共同犯罪人在犯罪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因此，区分主从关系与“按照其在单位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判处刑罚”实际上是一回事。最高司法机关的批复模糊不清，显示出其对单位犯罪形态结构的认识不足。

单位犯罪的定罪量刑数额设置问题

对不同犯罪主体的追诉标准和定罪量刑标准的不同规定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针对高利转贷、违法发放贷款、非法经营等犯罪，针对自然人和单位不同的犯罪主体确定了不同的追诉标准。类似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走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针对不同的犯罪主体确定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

这些司法解释实际上是根据犯罪主体的不同来设定不同的构成标准，这不仅违反了刑法的规定，也违反了适用刑法平等原则。此外，司法解释对于不同犯罪的适用也存在不一致的情况。最高司法机关在确定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的数额标准时，缺乏统一的原则，而是存在相当程度的随意性。这种根据犯罪主体的不同而设定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的做法，直接导致了不法分子可以通过规避法律来逃避惩罚。

单位犯罪的分离追诉问题

对单位和单位成员分离追诉的原则不明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对于无法将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归案的单位走私犯罪案件，只要单位走私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能够确定诉讼代表人代表单位参与刑事诉讼活动，可以先行追究该单位的刑事责任。

然而，分离追诉是以责任分离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只有在单位犯罪中，单位和单位成员均因各自的行为构成犯罪并承担相应责任，二者责任独立且不互相牵连的情况下，才可以实施分离追诉。然而，根据通行的理论，法人成员是否负刑事责任并不是追究法人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相反，法人构成犯罪才是追究法人内部成员刑事责任的依据和必要前提。

因此，对单位本身而言，在单位成员未参与诉讼的前提下追究其刑事责任是可行的。然而，追究单位成员的刑事责任必须以单位构成犯罪并被追究刑事责任为前提。在单位未被定罪或未参与诉讼的情况下，不能单独追究单位成员的刑事责任。然而，司法解释的立场与通说不同，缺乏法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