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0年前，淮河支流沙颍河曝光了严重的污染问题，如今又再次遭受污染，成为一条“致癌河”。数百人因饮用富含致癌物的高污染水而死亡，这使得受污染的底层公民陷入了困境，既无法享受医疗保障制度的保护，又无法获得有效的环境损害赔偿。

民事救济的不足

在现实中，通过法律途径获取民事救济对环境受害者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往往在健康和财产上双重受损。因此，为了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除了加强民事救济途径外，应当确立社会救济途径，例如国家赔偿机制。

确立国家赔偿机制的必要性

确立国家赔偿机制是为了将人民的生命健康权利置于最高地位。在我国，地方政府在发生环境污染致人损害后，往往只注重对污染企业进行行政处罚，追究其行政责任。然而，由于地方政府与污染企业之间的利益关联，行政处罚的力度往往不足。即使行政处罚力度到位，款项也都进了国库，受害者并没有得到赔偿。

国家赔偿责任的法理基础

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不仅基于人文关怀的考虑，而且从法理和实践上来说，这种责任并不能归之于道义，而应是一种切实的法律担当，绝非“国家无责任”。公民享有免于生命健康受威胁或受损害的环境权利，这与其享有的其他权利一样重要。环境资源是一种全民所有的公共财产，国家作为这种公共资源的委托管理人，必须对全体公民负责。如果滥用或不恰当履行公民的委托权，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行政机关的责任

环境损害的发生往往源于行政机关执法不严，例如限期治理变成无限期，应该关闭的企业一直未关闭。行政机关不作为或怠于职责给公民带来损害，从法理上来说，就无从免于责罚和赔偿责任。

国家赔偿责任的财政来源

国家承担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并不完全依靠财政负担，否则就等于将污染者的损害责任转嫁给纳税人。可以利用征收的排污费、资源补偿费等建立环境损害赔偿基金。在发生污染事故后，该基金先行赔付，然后向污染企业追偿。或者，在没有建立损害赔偿基金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先行赔付，然后再由政府向污染企业追偿。无论哪种方式，其目的都是保护弱势群体，将人的生命健康权利置于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