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某理等人的行为也不符合敲诈勒索罪中“以威胁、要挟手段，强索公私财物”的客观要件。敲诈勒索罪是指行为人以威胁或要挟的手段，强行索取他人的公私财物。在本案中，夏某理等人的行为并没有采取威胁或要挟的手段，而是通过举报开发商违法行为和提出索赔的方式来争取争议民事权利。他们的行为并没有构成敲诈勒索罪中“威胁、要挟”的手段。此外，夏某理等人的索赔行为并非主动提出，而是作为开发商主动与夏某理协商的结果。因此，夏某理等人的行为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客观要件。综上所述，夏某理等人以举报开发商违法行为为手段索取巨额补偿款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对信访人的不当行为，不宜轻易地作犯罪处理。在本案中，夏某理等人的行为既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主观要件，也不符合客观要件。因此，应当认定夏某理等人无罪。

敲诈勒索罪的成立需要满足以下几个特征：(1)采用威胁、要挟手段；(2)威胁、要挟的内容足以引起被威胁、要挟的人内心恐慌、惧怕；(3)被胁迫者因此处分了财产，将财物交予威胁、要挟者。

本案中的客观行为要件不成立

在本案中，夏某理等人的行为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客观行为要件。原因如下：(1)夏某理等人向开发商提出索赔是在行使正当权利。夏某理并没有以举报为条件进行威胁或要挟，而是将索赔材料与举报材料分别交给了开发区管委会和县信访局，并未告知开发商已经向信访局举报。因此，夏某理等人并没有直接以举报为条件进行所谓的“威胁、要挟”。(2)开发商得到夏某理举报的信息来源于其自身的不当打听及开发区工作人员的不当告知，而不是来源于夏某理的主动告知，更不是夏某理附举报条件地向开发商提出索赔。受理举报机关不应将举报信息告知被举报人是一个最基本的工作原则。然而，开发商不仅从受理举报机关处得到被举报的信息，还通过开发区有关人员了解了夏某理等人的联系方式，出于了解夏某理等人真实意图的目的，主动约见夏某理等人。夏某理在与开发商约见熊某后才将举报信和索赔材料交给开发商。因此，将举报信与索赔材料联系在一起是开发商主动行为的结果。(3)夏某理与开发商的谈判是一个民事谈判过程，谈判的结果也不是敲诈勒索的结果。被告人一开始并不同意签订承诺书，经过谈判后才与开发商签订了一份承诺书，承诺以出资25万元来换取被告人同意停止对工程项目的伤害和影响。此承诺书的签订是由于开发商再三保证不会让人知道，并称大家都要遵守承诺。而开发商方面的谈判人唐某某的证人证言也称“要让被告人在不利于他们的承诺书上签字，一旦被告人拿到钱后仍举报，可以利用承诺书向有关部门举报他们的不法行为，用承诺书保护企业的自身利益”。因此，被告人签订承诺书完全是出于民事谈判的结果，而开发商却是以制造夏某理敲诈勒索的证据为目的而签订承诺书的。(4)夏某理事后要求退还已索得的10万元，但被开发商拒绝。这表明，夏某理最初的索赔意图并不以举报为手段和条件。综上所述，夏某理等人的行为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客观行为特征。

对信访人不当行为的处理

根据《信访条例》规定，信访工作的目的是保持各级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信访秩序。如果信访请求事由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应当对信访人做好解释工作。对于信访人在信访过程中具有非法行为或利用信访形式实施诬告、陷害他人的情况，可以依法处理。因此，由于信访事件的复杂性和各种原因，信访人在信访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过激和不当的行为。我们不能轻易地将信访人的不当行为作为犯罪处理，而应根据具体情况，考虑信访的国情实际，实事求是地进行妥善处理。过度将信访人的行为犯罪化处理不利于实现信访工作的目的。只有对于那些确实严重危害信访秩序、侵犯他人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行为，不以犯罪处理不足以维持信访秩序的，才应予以犯罪处理。在本案中，夏某理等人向开发区信访局提交举报信，反映开发商在项目开发过程中存在违规、违法行为，属于正常的信访行为。其后与开发商进行的索赔谈判，也是开发商主动将信访材料与索赔捆绑处理的结果。将开发商与夏某理等人达成的所谓“承诺”作为认定夏某理等人构成敲诈勒索罪的主要依据，不仅不利于保护信访人的正当信访权利，也难以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因此，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应予以注意。

（执笔：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陈克娥潘勤勤 审编：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党建军）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编：《刑事审判参考》2008年第5集(总第64集，案例第509号)，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5-53页。

王炳峰律师，北京手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资深律师，专业从事行政诉讼和征地拆迁维权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