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数:0 更新时间:2026-11-10

原告谢*珍与被告**姓超市签订了驻场合同和专柜合同,驻场期间为2005年3月4日至2006年3月3日。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交纳管理费用,并规定被告对整个经营场所具有管理责任。在2006年2月某天非营业期间,杨*华、袁*牙、彭-军、黄-兵、吴*云、彭-健、钱*福等人合谋盗窃**姓超市,偷走原告玻璃柜台内的黄金首饰1102件(价值555294元),其中彭-军、钱*福为**姓超市的保安员,在共同犯罪中提供了诸多行窃的便利。
原告以被告违反了其应承担的附随义务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承担违约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法院判决**姓超市违反了其应承担的附随义务,应当承担造成损失的主要责任。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被告对于原告是否负有合同附随义务。
附随义务作为债务义务群中的一种,其产生并不像主给付义务那样存在于每一个合同之中,而是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习惯而产生的。本案中原告与被告签订了驻场合同和专柜合同,形成了合法有效的租赁关系,说明双方之间存在产生合同附随义务的基础。然而,仅有合同的成立并不能断定被告有承担附随义务的责任。在本案中,附随义务的认定需要重点考察具体合同主体和对象的特殊性。
一般的租赁合同中,承租方在租赁期间发生的损害应由其自己承担责任。因为出租人仅负有提供租赁物的义务,对于承租期间发生的损害若由出租人承担责任,将加重出租人的责任,也不利于租赁行业的发展。然而,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租赁物是超市内特定位置所设置的专门柜台,不同于一般的开放式场所或房屋租赁合同中的房屋。这种租赁物在承租期间并不仅由承租人使用,而是在出租人的管理下由承租人使用,这就导致出租人的义务不仅仅是提供柜台,还包括保证柜台使用的安全。
本案中,原告承租的是被告超市的一个柜台,对于柜台,原告拥有租赁使用权,但对于柜台中物品的保护,原告无法仅依靠自身实现。因为原告的权利仅限于自己的柜台,无法对整个柜台进行管理。在非营业期间,原告对于柜台物品的保护力度更是微乎其微。整个柜台是置于被告的经营管理之下,被告必然要对该时段造成的损失承担一定的责任。
本案中,造成原告金银首饰被盗的直接原因虽然是他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但在该盗窃案中,彭-军、钱*福是**姓超市的保安员,他们利用自己拥有超市钥匙和熟悉地形的便利,为盗窃行为提供了较大的帮助,在盗窃的成功实施中起了主要作用。因此,**姓超市对其出租的场所在安全保障上存在过错,因其雇佣的保安人员未能尽忠职守,而是监守自盗造成了原告谢*珍的损失。综上,**姓超市违反了合同安全保障的附随义务,构成违约,应该承担原告的损失。
当然应当明确的是,原告将贵重物品在非营业期间仅仅放置于玻璃台上,没有对其实施安全保障措施,仅尽了一般的注意义务,因而原告对于财物被盗也是有责任的。一、二审法院认可了这一点,在肯定被告承担主要责任的同时,认定原告也应承担财物被盗的一部分损失。然而,本文认为这种裁判结果只是责任上的分配,原告的过失并不影响被告附随义务的成立。
诚实信用原则的实质在于,当出现立法当时未预见的新情况、新问题时,法院可依诚实信用原则行使公平裁量权,直接调整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附随义务产生的法律基础便在于诚实信用原则。在面对个案时,如果没有相关的约定或法律规定,应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行附随义务的认定。
对于先前裁判中的说理部分,对其他同类案件产生间接而有力的影响,法官在认定合同附随义务案件时参照先例可以减少“同案不同判”的不合理现象的发生,也利于自由裁量权的把握。社会习惯的尊重也是认定合同附随义务的原则之一,在面对个案时,法官价值衡量的基础往往是社会一般之习惯。然而,社会习惯仅是诚信原则的因素之一,而非唯一标准。因此,社会习惯并不能取代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扩展至合同法中仍是法官进行价值判断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