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数:0 更新时间:2025-05-09
《律师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对律师会见权、阅卷权、调查权进行了重大修改,但实施效果并不理想。从法律功能上来看,律师法原本只是规定律师的权利义务、职业道德和相关惩戒规定,却涉及了应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内容,可以说律师法承担了其不应有的功能。
律师会见权通常被认为是律师的权利,但实际上更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失去人身自由的犯罪嫌疑人最需要与律师进行协商和交流。如果仅将会见权视为律师的权利,就好比认为医生应该拿着诊疗器去找病人。因此,应借鉴英国的值班律师制度,以确保犯罪嫌疑人随时能够得到律师的帮助。
律师调查权在更大的意义上并不是一种权利。由于律师不享有公权力,他们在进行调查时经常遭到拒绝,同时调查过程充满危险。这说明律师的调查并非一种权利。在我国,律师调查的规定经历了一次循环。1996年规定律师取证需经当事人同意,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种倒退,但律师法又取消了这一规定。对于律师的调查,律师应有权向司法机关申请调查令,甚至传唤证人。在这一点上,民事审判走在了前列,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规范民事案件庭前程序的意见(一)》率先规定律师可以申请“调查令”。美国联邦宪法也规定律师可以要求法院采用强制手段调取证据。
律师阅卷权也不应仅视为律师的权利。对于一些涉及重大金融等专业性较强的案件,允许被告人阅卷可以获得更好的辩护效果。
从制度上加强刑事辩护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在实践中,律师会见被拒绝或看守所不承担任何后果时,律师无法获得救济,只能诉诸行政法庭,但往往不被受理。没有救济权利就不是真正的权利,因此应赋予律师实体救济的权利,例如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宣告违法行为无效的制度。
司法听证制度是在程序上提供救济的一种方式。对于存在超期羁押、刑讯逼供、律师辩护权被侵犯等重大程序违法现象,如果没有听证制度,就无法上诉,因为没有结论,也就没有上诉的对象。
根据调查,目前看守所承担了约10%的深挖余罪的功能,成为侦查机关的延伸。在考核方面,看守所有机会获得破案立功的奖励,这导致律师会见与其利益相冲突。因此,应考虑将看守所从公安机关分离出来。同时,还应考虑建立证据展示制度,律师掌握的无罪证据应当展示给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