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破产逃债现象有哪些原因
点击数：15 更新时间：2024-11-30
1. 缺乏破产时间的明确界定。
当前的《破产法》没有明确规定企业破产的时间点，这导致债权人的损失被无形地扩大。除银行以外的一般债权人很难通过正常渠道了解债务人的经营状况，无法及时采取破产手段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许多企业并不是在企业资不抵债时申请破产或采取保全措施，而是等到无路可走时才申请破产。根据法院受理的破产案件来看，破产企业通常都是负债累累，其债务几倍甚至几十倍于自有资产，其结果可想而知。
2. 债权人合法权益缺乏保障。
保护债权人利益是社会制度和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破产法》的首要目标应该是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然而，我国的《破产法》在这方面存在几个不足之处：
a. 债权人会议享有的权利不足，主要表现在没有要求法院撤换破产管理人（即清算组）和决议破产管理人管理企业的基本原则的权利；
b. 未设立监察委员会制度，没有设立代行债权人会议职权的监督机构，这使得债权人的利益保护受到削弱；
c. 缺乏对破产财产的保护制度，自案件受理到破产宣告期间，财产仍由债务人掌握而没有临时管理人接管，而这段时间内，债务人最容易恶意转移财产。
此外，破产法中还有一些规定对债权人的权利保障不利，例如规定债权人“逾期未申报债权的，视为自动放弃债权”，这是对债权人权利的不当剥夺，既不合理又不可行。
3. 清偿顺序与其他法规和政策不协调。
我国破产清偿的法规和政策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协调和不一致，《破产法》与国务院后来颁布的相关规定中各种债权之间的补偿顺序既不严格也不统一，使得执行过程中很难规范操作。
例如，根据国务院相关规定，政策性破产范围内的破产企业财产原则上应首先用于职工安置，包括土地使用权转让所得以及没有设立担保的破产财产，甚至可以将有物权担保的财产用于安置职工。只有在破产企业财产不足时，才由政府出资安置职工。这一规定与《破产法》中规定的清偿顺序存在不一致。
4. 行政干预过多。
现行《破产法》由于立法时代背景的限制，本身存在行政干预过多的问题。破产规范中的行政干预因素是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干预司法的法定化表现，这与宪法规定的司法独立相违背，导致破产程序严重扭曲。例如，债务人申请破产必须经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和解整顿的申请只能由债务人的上级主管部门提出；整顿工作由上级主管部门负责主持；清算组也主要由政府行政人员组成等。
显而易见，破产企业的和解整顿以及清算过程都是由上级主管部门主导。在破产财产的拍卖与分配过程中，政府通过多种途径实现其意愿和要求，特别是在破产企业的职工安置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这为地方保护主义提供了机会。
5. 缺乏对破产逃债的法律制裁措施。
破产法律责任的惩罚功能通过设定严格的破产法律责任制度来实现，使破产违法犯罪行为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然而，在我国，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作为国家资产的管理者和经营者，由于自身过错导致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甚至导致企业破产，其责任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根据《破产法》的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如无重大玩忽职守行为，一般不需要承担经济或行政上的责任，更不用说刑事责任了。
尽管《破产法》中有关破产犯罪的规定，但这些规定既不具体也不明确。由于我国刑法中尚未有关破产犯罪的规定，导致破产法律中关于刑事责任的规定形同虚设，“假破产，真逃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6. 破产清算组不能严格履行职责。
清算组是在破产过程中临时设立的工作机构，对破产财产的分配和清偿起着重要作用。为了保证分配和清偿的公平合理，清算组应该是独立于债权人和债务人，与破产财产没有利害关系的专门机构。
然而，根据我国《破产法》的规定，清算组成员由人民法院在破产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等政府机构中指定。而破产企业的主管部门本身与破产企业以及当地政府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很难保证清偿工作的公正与合理。
政府作为国家的实体代表存在，其存在和发展是以一定的经济基础为前提的。因此，任何国家的政府都必须将建立有利于国家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能。同时，我们希望将政府干预放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合理框架内。
然而，在破产程序中，政府没有按照这样的定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是往往在破产的具体环节中实行过多过细的干预。
在许多地方，政府不仅是破产申请的决策者和发动者，而且也是破产程序的具体组织者和参与者。政府对企业破产实行地方保护主义的现象也不少。政府职能的定位模糊，行政手段的过分干预，对实现破产制度的作用来说是很大的障碍。因为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对企业施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只会强化他们对依赖行政力量支撑的经济利益的依赖惰性，而这往往会受到价值规律的无情冲击。
对于破产企业来说，破产的宣告、破产财产和破产债权的确认、破产财产的处置和清偿都受到过分干预，其后果直接影响到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