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诉讼中将财产赠与子女的效力

案情

原告张某与被告王某因夫妻感情破裂于2006年在法院协议离婚，根据协议第三条约定，夫妻共有房屋双方自愿正与婚生子小张，小张当时为3岁，孩子由张某抚养，房屋暂由张某居住。2008年1月王某起诉要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法院经审理支持了王某的诉讼请求，小张由王某抚养。判决生效后王某要求张某到倒出房屋，双方发生争议，起诉到法院。

分歧

第一种意见认为，原被告将属自己的房屋赠与给自己的子女，通过赠与的方式已对房屋作了处分，丧失了房屋的所有权，当然丧失了居住权，该房屋应随着孩子的抚养关系变更而移转。

第二种意见认为，原告被告在离婚时，虽然将夫妻共有房屋赠与给自己的子女，但双方的子女并未在协议上签字，因而双方在离婚诉讼中做出意识表示只是单方法律行为。不够成合同法意义上的赠与合同，赠与合同并没有成立，该房屋应为未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

第三种意见认为，原、被告在离婚诉讼中将属自己份额的房屋赠与给自己的子女的行为属于赠与行为，赠与合同成立，但未生效，原被告均可以通过行使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撤销赠与，维护其对房屋的所有权。

点评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主要理由如下：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原被告签订的离婚诉讼中约定将原告所有的房屋赠与自己子女，该种行为是否有效？

根据《合同法》第185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从这一条规定可以看出赠与合同是诺成合同。所谓诺成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的意思表示一旦经对方同意即能产生法律效果，即“一诺即成”的合同。赠与合同一经受赠人表示接受便宣告成立。赠与合同为不要式合同，所谓“不要式合同”，是指法律没有要求必须具备特定的形式的合同。不要式合同不排斥合同采用书面、公证等形式，只是合同的形式不影响合同的成立。赠与合同既可采用口头形式，又可采用书面形式或者在合同订立后办理公证证明。无论采用何种形式，也无论是否经过公证，都不影响赠与合同的成立。因赠与合同属于非要式合同，其在形式上比较随意，即可以是口头上赠与，也可以以书面方式的赠与。据此第二种意见认为原被告在离婚诉讼中将自己份额的房屋赠与自己的子女的行为，因没有子女在协议上签字而使得赠与合同不成立的说法不能成立。所谓的签字只是能证明当事人意识一致的体现，因赠与合同属于不要式合同，在表现形式上具有灵活性，法律没有要求受赠与人要做出书面的意识表示；另外对于受赠与人小张系限制行为能力人，要其对接受赠与的行为做出书面的表示，太过苛刻，故若原告没有相反证据证明受赠人不接受赠与，则应推定受赠与做出接受赠与的意识表示。根据举证责任规则，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应认定赠与合同成立。

但合同的成立并不意味着合同的生效，赠与合同的生效需要满足其生效要件。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也就是说赠与合同生效从交付赠与物或者办理相关手续时生效。在本案中要使得原告赠与房屋的合同生效，则需要办理产权过户手续。故本案中赠与合同虽成立但未生效，原被告并没有丧失其对房屋的所有权。

赠与合同的赠与人享有任意的撤销权。赠与的任意撤销是指赠与合同成立后，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赠与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思不再为赠与行为。法律规定赠与的任意撤销，源于赠与是无偿行为。既便赠与合同已经成立，也还可以允许赠与人因自身的某种事由撤销赠与，这也是赠与合同与其他有偿合同的显著区别。尤其是有的赠与合同的订立，是因一时情感因素而欠于考虑，如果绝对不允许赠与人撤销，则对赠与人太过苛刻，也有失公允。

本案中原告的赠与合同不符合赠与的财产已转移其权利的、赠与合同订立后经公证证明的、赠与合同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这三个限制行使任意撤销权的条件。故原被告可以行使赠与合同的撤销权，通过撤销赠与来维护自己对房屋的所有权。

引用法条

[1]《协议》第三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七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