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使不安抗辩权效果都有哪些

行使不安抗辩权效果都有哪些

先履行一方有中止履行的权利；先履行一方有等待后履行一方恢复履行能力或请求其提供适当担保的权利；先履行一方有合同解除权。

1.先履行一方有中止履行的权利。此种效力属于不安抗辩权消极方面，权利人行使权利意思达到对方时即发生法律效力，先履行一方可中止履行。所谓中止，有暂停履行或延期履行的含义，而与终止合同有别。不安抗辩权的有效行使并不使先履行一方因暂不履行义务而负迟延责任，但也不使合同关系当然解除，特别是在后履行一方仅存在不能履行的可能性时，法律赋予其提出担保或恢复履行能力的机会是符合双方当事人利益的，也是贯彻公平和效益原则的必然要求。

2.先履行一方有等待后履行一方恢复履行能力或请求其提供适当担保的权利。等待履行也属于不安抗辩权法律效力的消极方面，但请求提供担保的权利则属于积极的效力。请求提供担保是先履行一方的权利，通过提供担保而消灭不安抗辩权又是后履行一方的权利，只要后履行一方提供了适当的担保，则先履行一方应当恢复履行。何谓适当?一般而言，人的担保效力取决于保证人的信用，后履行一方提出人的担保(即保证)原则上应取得先履行一方当事人同意(但如有证据证明保证人信用可靠时，按诚实信用原则，先履行一方应当同意)。物的担保效力较强，只要后履行一方提出有效物的担保，先履行一方不得拒绝。

3.先履行一方有合同解除权。在先履行一方行使不安抗辩权时，若对方不能提供履约担保，先履行一方有无合同解除权?从《德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来看，它们仅规定先履行一方在对方提供担保前，只能中止履行而不能解除合同。但对对方不能提出履约担保时，先履行一方可否解除合同并无规定，因而引起了许多民法学者的争论。德国判例与学说一般认为，行使不安抗辩权并不使当事人陷于延迟，但也不使其取得解除合同的权利。但也有学者主张，如果相对人反复拒绝提出给付或拒绝提供担保，悖于诚实信用原则，经过相当时期后，先履行一方应可以解除合同。还有一些学者主张，先履行一方可以确定一个相当的期限，催告相对人为对待给付或提出担保，在期限经过以后，可以解除合同(P566)。我国合同法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即先履行一方中止履行后，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也未提供适当担保的，可以解除合同。

必要性

不安抗辩权制度并不是纯粹的法律逻辑的产物。它能在大陆法上产生和发展，并为众多国家合同立法所采纳，甚至对各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最重要的原因并不在于它有理论上的合理性，而在于它在实践中的积极意义以及它与立法者所希望的借合同法张扬的价值目标的契合。

公平性原则的要求在现代社会中，大多数双务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均非同时进行，双方当事人履行义务的期限也往往不一致，往往会约定一方先履行给付。任何一方当事人总是期望签约后对方届时履行合同，但是由于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瞬息万变，在合同有效订立到合同履行的期限内，会出现许多不可预见的情况，这些情况很可能使得合同在今后无法履行或难以履行。面对种种极具现实可能性的巨大的违约威胁，任何先履行一方都不会愿意坐以待毙，把自己的重大经济利益交给变幻莫测的未来;而恰恰相反，为了自己的利益或避免损失的扩大，他们总会千方百计地去克服和解决，但传统的合同法给予他们的空间和余地实在太窄了，于是不安抗辩权作为平衡合同双方当事人利益的一种预防措施应运而生。不安抗辩权使先履行一方避免了那种于他极端不利的地位，使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致失衡，使公平原则在合同关系从成立到消灭的各个阶段均得以贯彻，让先履行方获得相应的救济手段。

效益性原则的要求法律经济学理论认为，所有法律活动，包括一切立法和司法以及整个法律制度事实上是在发挥着分配稀缺资源的作用，因此，所有法律活动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即追求效率最大化和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为目的。贯彻不安抗辩权制度，就能使社会损失降低到较小限度。在后履行方出现不能履约的可能时，如果不采取不安抗辩权制度，先为给付方只能按有效合同对待，并在履行期限届满前依约履行。很明显，所有的一切支出，完全有可能因对方的最终不履行行为成为不必要，这就导致了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相反，如果采取不安抗辩权制度，先为给付方就有权及时从合同中解脱出来，并通过其他措施，防止情况的进一步恶化，从而使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