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看待死刑复核程序的功能
点击数:6 更新时间:2020-05-25
近年来,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的呼声日高。在肖-扬院长于2005年3月10日明确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将尽快收回死刑核准权之后,人们又开始就复核组织的设置、复核人员的选任以及复核的方式与程序等具体问题展开讨论。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紧锣密鼓地为明年全面收回死刑核准权做着各项准备。[①]人们之所以对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如此关注,从立法角度来看,是出于维护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这两部基本法律权威性的目的,因为无论是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还是1997年修正的刑法,都承袭了1979年制定的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关于死刑核准权归属的规定,即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和核准。从司法层面来说,也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期望通过最高人民法院行使死刑核准权,实现三项目标:一是控制死刑适用数量,实现少杀,为将来废除死刑做准备;二是纠正死刑错误适用,防止冤错;三是统一全国死刑标准和平衡死刑适用,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②]可以说,许久以来,人们对最高人民法院通过行使死刑核准权发挥上述控制、纠错、统一三种功能抱有很深的期待和很高的期望值。不可否认,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死刑核准权意义重大,意味着死刑案件比非死刑案件多了一道程序保障,但笔者认为,人们对死刑复核程序的期望值太高,是不现实的。最高人民法院执掌死刑核准权,固然有利于实现控制、纠错、统一三项目标,但不应也不可能成为实现上述目标的主要方式。其实,人们对死刑复核程序的功能预期已经超出了合理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和死刑复核程序被赋予了太多的功能压力,承载了实际不能承载之重。我们必须理性地看待死刑复核程序的功能,不能让最高人民法院背负超出其实际能力的功能,否则对最高人民法院而言并不公正,就程序自身而言也不符合诉讼规律。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寻求更科学、更有效、更经济的机制实现上述三项目标。而为了充分发挥其功能,死刑复核程序本身也有待改革和完善。下面,笔者将对死刑复核程序的功能进行理性的分析,期望能够引发关注死刑复核程序的人们的思考。
一、关于控制功能
在废除死刑成为世界范围内发展趋势的时代背景下,面对我国较多适用死刑的司法现实,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理性反思死刑的价值,并提出控制死刑的学术主张乃至立法建议。这无疑是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的。令人遗憾的是,我国虽然一直宣示“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然而立法却走着扩张死刑的道路。面对1997年刑法在1979年刑法基础上大幅度增加适用死刑的条文(由15条增加为47条)和罪名(由28个增加为68个)的立法情势,学者们一度深感无奈和绝望。然而,当司法方式摆脱立法羁绊成为限制死刑的活的方式被挖掘出来时,人们开始兴奋起来。因为立法条文只是纸上的法律,而司法是实际适用法律的实践,是将纸面的法律条文变为法律现实的桥梁,而通过这一桥梁无疑可以达到实际控制死刑的目的。而许多力主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的人们,就是期望通过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集中地控制死刑的适用数量。[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