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庭长证据收集合法性事实的证明方式和证明标准
点击数：13 更新时间：2024-12-12
证据收集合法性的事实与犯罪构成事实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关联，它是用于证明犯罪构成事实存在的证据法事实。对于证据收集合法性事实，应当适用严格证明，与犯罪构成事实的调查相独立，确立“先行当庭调查为原则，法庭调查结束前进行调查为例外”的调查程序。证据收集合法性事实应当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证明责任，适用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证据收集合法性事实与犯罪构成事实的证明方式和证明标准，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核心问题。这两个问题都与证明对象和证明责任紧密相关。根据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承担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责任。为了合理界定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方式和证明标准，需要明确“证据收集合法性的事实”这一证明对象的法律属性。
有人认为，证据收集合法性事实不是犯罪构成事实，而只是证明特定证据材料是否具有证据资格的事实。因此，对证据收集合法性事实的证明，不适用犯罪构成事实的证明标准。然而，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将证据与犯罪构成事实割裂开来，是值得商榷的。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这是证据裁判原则的基本要求。证据与犯罪构成事实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无论是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还是审判机关认定的犯罪事实，都是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之上的。没有证据，犯罪事实就无法证明。因此，对犯罪构成事实存在争议，通常体现在对特定证据的争议。
围绕证据存在的争议，可以分为两个层面：证据资格和证明力。特定证据要成为定案的根据，需要经过两个环节的审查：第一环节是审查认定特定证据材料是否具有证据资格，即，能否被法庭采纳为诉讼证据。如果特定证据材料被认定为非法证据或者与案件事实没有关联，就不具有证据资格，不能作为诉讼证据使用。第二环节是审查认定特定诉讼证据对犯罪构成事实的证明具有多大的证明价值，即，能否被法庭采信为定案的根据。如果特定证据材料欠缺可靠性，无法查证属实，就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因此，证据收集合法性事实直接决定着特定证据材料是否具有证据资格，是证据材料成为定案根据的先决条件。因此，在实践中往往成为控辩双方争议的对象和焦点。
关于证明的方式，有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之分。严格证明是指运用法定证据方法，经过法律规定的证据调查程序进行的证明。自由证明是指运用除此之外的方法不受法律规定的约束而进行的证明。
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体现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的区分。一般认为，对犯罪构成事实和倾向于对被告人从重处罚的量刑事实应当适用严格证明，对程序法事实和倾向于对被告人从宽处罚的量刑事实可以适用自由证明。对证据收集合法性事实，虽然其有别于实体法事实和程序法事实本身，但由于该事实对犯罪构成事实的认定紧密相关，同样应当适用严格证明。
由于证据收集合法性事实不是犯罪构成事实本身，因此，尽管对证据收集合法性事实应当适用严格证明，但其相对独立性决定了需要设置一个独立的程序。在这个独立程序中需要解决的并非指控的犯罪构成事实是否成立的问题，而是特定证据是否具有合法性进而能否作为诉讼证据使用的问题。
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人民法院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具体操作程序。根据2010年《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5条第1款的规定，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排除非法证据申请，法庭在公诉人宣读起诉书之后，应当先行当庭调查。之所以确立“先行当庭调查”规则，主要有以下两点考虑。
第一，证据收集合法性事实与犯罪构成事实具有相对独立性，需专门进行调查。证据收集合法性事实并非案件的实体事实，而是犯罪构成事实附带的事实，涉及的是证据资格问题，决定某个证据能否作为诉讼证据使用。由于证据收集合法性存在争议的证据通常是案件中的关键证据，有必要对存在争议的证据收集合法性问题专门进行调查。
第二，有关证据收集合法性的争议，应当在对犯罪构成事实进行法庭调查之前，通过专门调查程序作出处理。在国外陪审团审判模式下，例如英国，如果辩护方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就应当在控诉方出示该证据前向法官提出排除申请，法官通常会中止诉讼，举行专门的“预先审核程序”，即所谓“审判中的审判”，在陪审团退席的情况下确定证据的可采性。我国虽不实行陪审团审判，但立法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后，也需区分证据资格和证明力两个层面的问题。具体言之，非法证据不具有证据资格，不能作为诉讼证据使用，也就谈不上证明力的问题。特定的证据只有具备证据资格，才能当庭举证、质证，然后结合其他证据审查评断其证明力。为避免混淆证据资格和证明力，应当在对犯罪事实进行调查之前(即，对有关证据举证、质证之前)，通过专门调查程序先行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争议作出处理。在此基础上，法庭再开始对犯罪事实的法庭调查程序，由此可以避免非法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产生不当影响，确保诉讼程序的公正性。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施行之初，实践中遇到个别案件，尤其是多被告人、多起犯罪事实的案件，在审判过程中，有多名被告人当庭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由于当时的庭前准备程序尚不发达，人民法院未能充分利用庭前程序梳理争点，同时受到人民检察院的举证能力、辩护律师的辩护策略等因素影响，庭审中对证据收集合法性进行先行调查的时间较长，案件迟迟未能进入对犯罪事实的审理阶段，庭审效率受到一定影响。针对上述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0条第2款对先行当庭调查规则作出调整，确立了“先行调查与法庭调查结束前一并调查并行”的规则。根据该规定，法庭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调查可以在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后进行，也可以在法庭调查结束前一并进行。这一规定在当时有一定积极意义，法庭可以较为灵活地调整庭审流程，避免因纠缠于证据收集合法性等问题而影响庭审的顺利进行。然而，实践中有的法院走向了极端，对辩护方提出的排除非法证据申请通常不先行调查，而是留待法庭调查结束前一并调查，有的甚至不予调查。同时，因证据收集合法性争议涉及的是证据资格问题，无论是先行调查还是法庭调查结束前一并调查，都要在调查后对证据资格问题作出裁判，确定争议证据能否作为诉讼证据使用。然而，有的法院因各种因素不愿或不敢对该问题直接作出裁判，通常不进行先行调查，而是留待法庭调查结束前一并调查，最后对该问题不作裁判、不置可否。这种做法极易导致混淆证据资格和证明力问题，实际上架空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随着庭前准备程序的不断完善，加上控、辩、审各方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逐步熟悉，“先行当庭调查”规则面临的庭审不畅问题已经能够得到较为妥善的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先行当庭调查还是法庭调查前一并调查，面对的都是同样的问题。因此，两种模式下的庭审效率并无实际差异。然而，“先行调查与法庭调查结束前一并调查并行”规则所导致的前述问题仍需要认真解决。
鉴于庭前准备程序和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不断优化，有必要重申“先行当庭调查”规则的要求，确立“先行当庭调查为原则，法庭调查结束前进行调查为例外”的新规则。具体而言，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的情况，如控辩双方在庭前会议中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原则上应当先行当庭调查。例如，在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中，被告人陈某某等人在开庭前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召开庭前会议，就证据收集的合法性问题核实情况，听取意见。在控辩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法庭开庭后立即进行证据收集合法性调查，公诉人举证后，法庭不能排除林某、岳某庭前有关供述是采用非法方法收集的可能性，并当庭决定予以排除。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多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当庭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等情形，如坚持先行当庭调查可能导致庭审中断，同时，案件中还有其他相对独立的犯罪事实可以调查的，为防止庭审过分迟延，也可以在法庭调查结束前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还有一类案件，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庭前未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或者庭前提出的申请被法庭驳回，直至对争议证据进行法庭调查时才提出排除申请。例如，法庭调查开始后，公诉人已经出示了一些证据，当出示到某个证据时，被告人提出该证据是非法证据并申请法庭予以排除。在这种情况下，法庭也应当坚持“先行当庭调查”规则，暂时中止法庭调查，先对辩护方的申请进行审查，经审查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没有疑问的，应当驳回申请；有疑问的，应当进行调查。如果人民检察院对该争议证据的合法性事先未收集相关证据，可以建议法庭延期审理。
2010年《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11条规定：“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合法性，公诉人不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或者已提供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该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该条规定确立了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标准，即，“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主要理由如下：如果对控诉方证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事实降低证明标准，仅要求达到“优势证据”的程度，意味着控诉方对犯罪构成事实附带的证据法事实的证明没有排除被告方提出的“合理怀疑”，从而对犯罪构成事实本身的证明也未能排除“合理怀疑”。此种情况下，如果法庭以合法性不能确认亦即不确实的证据认定被告人有罪，就违反了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对控诉方降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标准必然导致客观上由被告方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这将导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确实、充分”的定罪标准失去存在的基础，同时，司法实践中也无法杜绝因采纳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的口供而将疑案错误地作为留有余地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降格处理的做法。
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8条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标准作出了新的规定，即：“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54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有人认为，法律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了两个证明标准，一是“确认”标准，二是“不能排除”标准，并认为同时规定两个标准在立法技术上是存在缺陷的。
根据前文分析，我们认为证据收集合法性事实是犯罪构成事实的附带事实，并与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的证明密切相关。因此，证据收集合法性事实的证明标准应与犯罪构成事实的证明标准一致。根据证据裁判原则，如果用于定罪的证据存在合法性疑问，那么基于该证据的犯罪构成事实显然无法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简言之，从证据与犯罪构成事实的逻辑关系来看，法庭对指控犯罪的证据的合法性存在合理怀疑，必将导致对指控的犯罪构成事实存在合理的怀疑。因此，当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向法庭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时，如果法庭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存在疑问，控诉方应当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
如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并提供明确的证据材料，能够证明办案人员对其实施了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例如，被告人提供了讯问后遭到刑讯逼供形成的血衣，并且体表存在明显的身体损伤，相关证人亦证实办案人员有刑讯逼供行为，或者办案人员承认自己有刑讯逼供行为，那么就可以确认办案人员是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通常情况下，辩护方会提供办案人员非法取证的相关证据材料，因此不存在人民检察院举证证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问题。类似于对犯罪构成事实的证明，如果辩护方提供了可靠的无罪证据，足以认定被告人无罪，人民检察院通常不会再坚持举证证明被告人有罪。在一些案件中，人民检察院在诉讼过程中获得办案人员涉嫌非法取证的线索后，根据法律规定进行调查核实，查明办案人员有非法取证行为，此种情形下，人民检察院会依法排除有关证据，不再将其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
我们认为，证据收集合法性事实属于犯罪构成事实的附带事实，应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证明责任，这是法律的明确要求，必须坚持。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除了要证明指控的犯罪构成事实成立外，也要证明其用于证明犯罪构成事实成立的证据具有合法性。因此，人民检察院对证据收集合法性事实的证明责任实际上隐含于对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之中。尽管刑事诉讼法要求辩护方提供相关线索或材料来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但这只是初步的举证责任，只要使法庭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产生疑问即可。同时，人民法院的职责是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争议作出裁判，不承担任何证明责任。如果法庭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存在疑问，应当让人民检察院提供证据证明其合法性。
这一证明标准是从人民检察院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所设定的标准。实际上，“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是对证据收集合法性事实适用“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的内在要求。如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向人民法院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法院经审查后启动了专门的调查程序，人民检察院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或者提供的证据未能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据标准，那就属于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
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强调人民检察院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应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首先，强化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有助于保障司法领域的人权。只有依法排除通过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充分的法律救济，才能真正实现对其人权的法律保障，切实落实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其次，强化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有助于全面贯彻证据裁判原则。严格依法收集证据，确保定案证据具有证据资格，是证据裁判原则的内在要求。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适用较高的证明标准，能够提高办案人员依法规范取证的意识和能力，促使办案人员严格依法收集、固定证据，规范侦查取证行为，减少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情况的发生。
最后，强化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有助于避免错案的发生。证据是认定犯罪事实的基础，如果证据不合法，尤其是通过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虚假的可能性很大。如果将此类证据作为定案的根据，既可能冤枉无辜者，也可能放纵真正的犯罪人。关键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存疑，以之为根据认定的犯罪事实当然也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实践中暴露出的一些刑事错案，如刑讯逼供导致的虚假供述，说明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性。
在公诉案件中，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重视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对保障人权、贯彻证据裁判原则以及避免错案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关键切入点，对完善刑事诉讼制度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