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定式保险合同】浅析保险合同的法律特征

保险业是一个独特的领域。

保险相对于危险而存在，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纵观世界各国，市场经济越发达、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其保险业的发达程度也相应地高。究其原因，在于保险与社会经济活动和社会成员的工作与生活的关系极为密切。保险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同时具有双重属性，从经济基础角度讲，保险活动是一种商品交换关系，属于物质社会关系。而从上层建筑角度讲，保险同时是一种法律关系，属于思想社会关系。前者是保险的经济本质，后者是法律对保险予以调整后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它决定于和服务于前者，但又对前者具有重要的保护和促进作用。

保险业务活动的展开，是随着保险合同的签订而开始的，保险合同行为与一般的商务行为不同，保险人一方是经济实力和专业实力特别强大的企业组织，而投保人一方总是单个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又是以承受特殊危险的一种合同行为，因此，保险合同必然有着其自身的特点，笔者尽可能运用所学的法律知识，从法律的角度谈谈对保险合同的观察与分析。

一、保险合同的概念及其性质和特点

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设立、变更或终止保险法律关系的民事法律行为。依照保险合同，投保人承担向保险人交付约定的保险费的义务;保险人则负有在财产保险合同规定的保险事故发生时，向投保人赔偿损失的义务，或负有在人身保险合同规定的事件发生(或保险期届满)时，向投保人或受益人给付保险金的义务。我们应当注意到，这里所说的“向投保人赔偿损失”，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民事责任，而是保险人根据保险合同对投保人因保险事故所遭受的损失进行的一种经济补偿。保险的赔偿责任，实质只是对其经济补偿的简要描述。

就保险合同的性质而言，保险合同本身不是一种附条件的法律行为。在保险合同中，虽然保险人是否履行保险赔偿义务取决于保险事故是否发生，但保险合同自订立时起即产生法律效力，其效力的发生并不取决于保险事故的发生或出现。同时，保险事故的发生或出现所导致的结果是保险人义务的履行而非保险合同效力的消灭。所以，保险事故的发生与否仅仅决定了保险人的义务是否履行，对保险合同效力的发生或消灭无任何影响。换言之，保险事故的发生是保险人履行义务的条件，但不是保险合同本身效力的发生或消灭的条件，我们知道民法上的附条件的法律行为，是指法律行为效力的发生或消灭取决于当事人约定的某种可能出现的事实。显然，保险合同行为是有别于民法上的附条件的法律行为的。

保险合同有着其自身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在于保险合同所反映的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交换关系，其合同双方的利益交换采取了特殊的形式：保险人所获利益为从投保人处收取的保险费，此为现实的利益，但其代价的付出却具有偶然性(至少就财产保险而言)，即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如果不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将没有支出，如果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所支付的保险赔偿金数额将会大大高于其所收取的保险费;而投保人在交付了现实的保险费后，所获得的对待给付即保险赔偿金的获取却仅具可能。这将使人们如何认识保险合同的双方利益交换?怎样看待其“对价”性质?如果在某一具体的保险关系发生保险赔偿的情况下，保险人似乎只有付出而无收益，相反，在某一具体的保险关系未发生保险事故而保险人无需赔偿时，保险人似乎只有收益而无付出。但是，我们从整体上来看，除去应得的利润，保险人自投保人处收取的保险费，必然均需用于其保险赔偿。所以，保险人在每一具体保险合同中所获的保险费的对待给付，为对保险标的所提供的保险保障。而这一义务的承担，从整体上必然要求保险人实际付出相应的经济代价。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在每一个具体的保险合同中，投保人支出的是保险费，获得的是其保险标的安全与保障，这同样是一种现实利益，其价格表现为保险费的数额。可见，保险合同关系中当事人双方经济上的“对价”采用的是一种特别的表现方法，并由此导致双方权利义务设置上的某些特殊性。

二、保险合同的双务性质

保险合同设置了双方的特定义务：投保人的主要义务是向保险人交付保险费;保险人的主要义务则是在保险合同约定的事实出现时，如保险事故发生、期限届满等，向投保人(或受益人)支付赔偿金或保险金。但保险合同与一般的双务合同不同，投保人的义务通常总是具有现实性和履行的必然性，而在大多数保险合同中，保险人履行义务仅具可能性，或者更具体讲，保险人对其所承担的大多数保险合同所规定的义务，(赔偿或支付保险金)必然不履行。为此，对具体的某一合同而言，保险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是常态，履行其义务仅而是例外。所以，保险合同中双方当事人承担的义务在性质上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对等性。我们知道，民法上的双务合同有两个特点：一是合同双方当事人均确定地承担义务，一方的义务为他方的权利;二是双方义务均具有强制力，即义务的履行为规定的、必须的。换言之，一般双务合同，其双方义务的履行是必然的，履行义务是常态，义务的不履行必须具备法定条件，(如履行不能而导致合同解除)。亦即一般的双务合同中，双方的义务具有对等性。但事实上，民法上的“双务”，系指合同的双方是否均承担义务，至于双方义务是否在经济价值上相等，或双方义务是否均具履行的必然性，在所不问。另外，民法上区分合同的双务和单务，其目的在于法律对不同性质的合同当事人要求有所不同。而如果将保险合同视作单务合同，则保险关系将出现不利于投保人一方的失衡，不利于保护本处于劣势的投保人一方的合法利益。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立法效果上，保险合同应定性为双务合同。

值得一提的是，保险合同存在着非典型的双务合同性质。如，保险合同当事人之间负有给付保险费义务的是投保人，而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为保险给付的对象却不一定是投保人;财产保险合同尤其是人身保险合同中，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均得另行指定投保人之外的第三人为受益人。在此情形下，保险合同为非典型双务合同。

三、保险合同的射幸性质

射幸合同是指根据当事人的约定，一方对于未来有发生可能的事件的发生与否进行预断，以其预断得到验证而取得他方一定金钱或其他利益的合同，如有奖销售、赛马等。射幸合同具有“碰运气”性质，有可能因违背公共秩序或良俗而无效，(如“打赌合同”)，但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也可能具有效力。如合法的有奖销售。保险合同中，投保人向保险人交付保险费后，其能否获得补偿仅具可能性，可见，从一定意义上讲，投保人通过支付数额较小的保险费所换来的，是将来获得数额较大的赔偿金的“机会”。因此，保险合同是一种射幸合同。

保险合同的这种性质，是由保险事故发生的不确定性所决定的。从投保人的角度看，在发生保险事故时，投保人获得的保险赔偿只是对其所遭受的经济损失的补偿，投保人并未因此获得任何额外利益;而从保险人的角度看，保险事故的发生，虽然对于个别投保人具有偶然性，但其发生在整体上讲却具有必然性，而保险费的收取与赔偿金额付出的关系，是根据概率测算出来的，即保险人收取的保险费的总额，与其所承担的赔偿义务在理论上一般应当是相等的。保险的这一运作过程，实质是危险的集中和转移的过程，这意味着是由各个被保险人的交纳保险费的方式分担了该受害的被保险人的危险，是分散危险，消化损失，保险社会经济稳定的一种合法手段。

四、保险合同的标准、附合性质

由于业的迅速发展，保险合同的适用范围日益增大，保险手续的快速简捷，成为保险业经营的客观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合同订立方式已不能满足实际需要，而标准化、定型化则成为各国保险合同订立所采用的一般形式，即由保险人事先拟定出保险合同的基本条款，投保人只需在印制的表格上填写有关事项即可。不过与一般的标准合同有所区别的是，保险合同并不表现为标准合同文本，而是表现为标准格式的要保书、暂保单、保险单以及其他保险凭证等书面文件。其实，合同的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区别标准与非标准的根据，即合同条款是否事先由一方当事人的格式化形式拟订。这种区分的法律意义在于，标准合同拟订条款的一方，往往是拥有法律上或事实上某种程度的“垄断经营权”的企业。在实际工作中，保险合同的订立并非必须采用或完全采取保险人拟定的标准格式合同，由于保险标的物的保险不同、保险期间不同、保险条件不同，保险格式化条款不一定能够完全满足当事人的需要，因此，在不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或禁止性规定的条件下，当事人也可以个别商议形式，另行约定设置特别商议条款。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合同即由标准性合同与特别商议合同结合而成。但就一般情形而言，保险合同的订立通常采用保险人拟定的格式条款，因而应当确定保险合同的性质为标准合同。

在我国绝大多数标准合同都属于附合合同。在附合合同中，当事人双方对于合同的具体事项一般并不进行协商，一方纯粹被动地接受另一方所提出的合同条件。在实践中，附合合同的出现，常常与一方当事人对某种业务相有法律上或事实上的经营垄断有关。当然，也有例外，但鉴于实际生活中，当事人很多情况下，只能按标准合同规定的条款订立合同，并无其他选择余地，故一般而言，标准合同即附合合同。

保险合同是一种典型的附合合同，从严格意义上讲，保险合同的订立并非投保人与保险人自由协商的结果，而是投保人对保险人事先确定的合同条款表示“同意”亦即一般情况下，投保人既不能自行拟定保单的内容，也不能对保单所确定的条款进行修改。某些特别的情况如需变更保单的内容，投保人也只能采用保险人事先拟定的附加条款或附属保单。

五、保险合同的要式性质

对于保险合同是否属于要式合同，国内外学者存在着争议，这些争议实质上反映了保险法的某些本质特征，反映了保险合同与一般民事合同的某些区别。我们不妨看看保险合同的三个特点：一是保险合同涉及的经济利益较为重大或特别重大。二是合同内容较为复杂。(如：当事人的姓名及住所、保险标的及保险金额、保险费、保险责任、保险期限、违约责任等等，其中每一项条款，对于保险合同关系的确定均有重要意义。此外，保险合同的当事人还需要在保险合同中设置特别条款。)三是保险合同履行期限较长，尤其人身保险，其限期可长达数十年。因此，无论从稳定合同关系秩序，还是从保护被保险人合法利益出发，或从便利处理保险合同纠纷出发，依照常理，法律不要求保险合同以书面形式订立，是不可能的。我国有关保险的立法均直接或间接的表达了这一要求。笔者认为，保险业经营为商业行为，涉及保险人和投保人的切身利益，保险合同订立程序和形式的严格要求，有利于规范保险经营，尤其是保险条款的格式化或标准化，是现代保险经营的发展趋势。所以，“保险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保险合同为要式合同”、“保险合同不具备书面形式者无效”的论断，仍可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