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数:6 更新时间:2025-01-03
根据中国刑法第24条第2款的规定:“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这表明中国刑法对于中止犯采取了从宽处理的态度。与其他国家的刑法相比,各国对于犯罪中止的处罚都要轻于犯罪未遂。这种现象在东西方文明的冲突、各国法律传统和刑法价值观的差异中得到了体现。各国立法者都明确表示,对于中止犯应当从宽处理。特别是在中国刑法中,犯罪中止的处罚不仅比犯罪未遂和犯罪预备轻,而且在整个刑法中属于最轻的处罚。
适用缓刑的条件包括:
1. 被判处拘役或者短期有期徒刑;
2. 犯罪分子确有悔改表现,法院认为暂不执行所判刑罚也不致于再危害社会;
3. 罪犯不属于累犯和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
也就是说,适用缓刑是在犯罪分子已经被判刑的前提下,再考虑犯罪分子的悔罪表现,判断其是否会对社会造成再次危害,从而决定是否执行刑罚。如何准确把握适用缓刑的标准,关键在于如何判断被判刑的罪犯“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在审判实践中,法院完全根据个案情况来决定是否适用缓刑。由于缺乏统一的考量标准,有些法院会考虑被告人犯罪的情节、案发后的悔罪表现以及受害人的态度等。在认定悔罪表现方面,法院也会考虑被告人是否具有法定从轻情节(如自首、立功、从犯、未成年人)、是否退赃退赔或赔偿受害人损失、是否缴纳罚金等因素。有些法院甚至将被告人不适宜监禁的因素(如疾病)和家庭因素(如需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等作为适用缓刑的考虑因素。然而,这种做法过于注重被告人的悔罪主观意识,忽略了对被告人平时表现的调查了解,也忽略了对适用缓刑罪犯的监管、帮教和改造等客观条件的考虑。
因此,有些被告人的亲属为了使被告人适用缓刑,表示愿意多交罚金、多赔偿损失,以金钱的付出来体现被告人的悔罪态度,甚至有些单位组织会出具不实的证明,证明被告人表现良好。一些帮教组织也只停留在纸面上,缺乏实质性的帮教工作。这些情况并不能真实反映被告人的悔罪程度,也不能准确反映适用缓刑的客观条件,给法官提供了一些误导,导致法官在考虑适用缓刑时出现偏差。因此,被告人归案后是否真心悔过、适用缓刑是否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实际上都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需要在日后的考察中予以确定。然而,现行的缓执行制度要求法官提前对这种不确定状态进行认定,这确实难以准确把握,从而导致缓刑期间重新犯罪的情况时有发生,甚至有些是报复性犯罪。此外,这也容易导致法官滥用职权,盲目地适用缓刑,造成重罪轻判,使得某些罪犯逃避了应得的惩罚,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