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数:15 更新时间:2023-10-12
近年来,发生了一起普通的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委托贷款合同纠纷。南京某企业与某商业银行就将100万资金存入银行并由银行放贷给他人达成了协议。然而,由于借款企业倒闭,双方产生了对损失承担的纠纷。作为企业的诉讼代理人,我参与了该案件的一审和二审诉讼活动。最终,通过调解解决了纠纷,银行承担了40万损失,企业承担了60万损失。从这个结果可以看出,双方都为这次活动付出了代价。然而,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我对一些情况产生了一些感受和思考,以下是我的观点。
在本案的处理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及主审法官对商业银行是否有经营委托贷款业务范围存在不同看法。作为企业代理人,我认为委托贷款属于信托投资公司的业务范围,根据《商业银行法》以及人总行的行政规章等规定,商业银行明令禁止从事委托贷款业务。一审法官起初对委托贷款是否属于信托业务存在概念上的模糊。然而,通过我的努力,最终法官认同了我的观点。尽管一审法官以行政法规的效力不够和法律没有禁止性条款为由,判决了委托贷款合同有效,导致我的委托人败诉,银行没有责任。在一审过程中,我认为最有评说价值的问题是《合同法》的契约自由、意思自由原则对现在的法官执法产生了深刻影响。回想起我当法官的时候(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时的执法观念是极其生硬和呆板的。对于没有现款现贷的合同,常常以“买空卖空”、“投机倒把”为由认定合同无效。可以说在当时法官眼里,大多数合同都会因超越经营范围、主体资格等问题而被认定为无效合同。而新《合同法》施行后,法官的执法理念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似乎所有的合同一夜之间都变成了有效合同。然而,如果我们仔细看看《合同法》条文的变动,实际上法条的变化并不大。可见,法官受环境的影响比法律本身要大得多。尽管市场经济要强调意思自治,但需要掌握一个度。我们只有以平衡的执法理念来执行法律,才能均衡当事人的利益关系,而不是一味地放松法律执行的尺度。这样才能真正体现法律的公允性。虽然在二审过程中,法官已经注意到了这些问题,但中国的法院和法官通过他们非凡的法律知识和审判艺术,将这一案件通过调解解决,真可谓一了百了。事后,没有人再去思考和讨论其中的是非和恩怨。然而,作为律师,我静下心来,冷静地思考后,对中国法律的很多特点有了更深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