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证言对犯罪嫌疑人的可见性问题

现行法律规定下的证人证言可见性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在会见过程中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出示证据供其阅看的行为并没有被明确禁止。《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辩护人享有会见权及阅卷权的规定，这是律师了解案情、履行辩护职责的基本前提。然而，该法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在开庭之前是否有权了解案情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因此，根据法律理论，对于个人权利而言，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即为自由。在现行法律中，没有任何依据认定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过程中不得向其出示证据。

刑事案件中证人证言的认证程序

刑事案件中，对证人证言的认证程序应当比其他案件更为严格。在民事案件中，当事人应当在开庭之前提供证据，并且法庭会将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送达对方。开庭时，如果当事人当庭提供之前没有提供的证据，对方当事人可以拒绝质证，法庭一般会休庭以便对方当事人核实。这一做法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被广泛采用。按照一般法理，对于犯罪的认定程序应当比一般民事案件更为严格。律师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外界沟通的桥梁，如果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过程中不能向其出示证据，就等于封死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了解案情的最主要途径，使其在对案情全然不知的状态下走上法庭。与民事案件不同，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反而没有权利在开庭前了解案件相关证据，这种做法显然与程序正义观念和一般法理不符。

律师出示证据对犯罪嫌疑人的帮助

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过程中向其出示证据，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自行辩护权的基本前提，也是律师履行辩护职责的应有之义。《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刑事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这一条款确立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行辩护权和律师辩护权的法律基础。根据这一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是其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然而，行使辩护权的前提是了解案情，知晓包括证人证言、鉴定结论、物证等在内的所有与案件相关的证据。在侦查、审查起诉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往往只了解自己的口供，而对其他证据往往不了解甚至毫不知晓。犯罪嫌疑人了解其他证据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庭审中公诉人的出证。然而，由于犯罪嫌疑人大多数并非法律专业人士，有些甚至文化层次极低，很难在庭审一次性的出证过程中完全理解证据的意义。因此，如果辩护律师不能在之前的会见中向其出示证据，帮助其了解案情，就会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对证据及案情全然无知的情况下接受审判，这使得法庭上被告人无法行使辩护权，也使得庭审过程流于形式，失去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基础。

证人证言的认证程序

合法来源和自愿性原则

在认证证人证言时，首先需要注意证人证言的来源是否合法，即对证据的准入资格进行审查。此外，也需要强调自愿性原则，即确认证人是否自愿作证，而非被公安人员采取逼供、诱供、欺骗等非自愿方法取得证据。非自愿方法取得的证言属于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应该被一律排除。这是因为言词证据易变化、易受取证方式影响的特点所决定的。

利害关系的审查

在认证证人证言时，还需要注意审查证人与被告人或案件结果是否存在利害关系。与被告人或案件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作出的证言，关系到被告人有罪、无罪、罪轻或罪重，其证明力有限，不能单独作为证据使用，必须有其他证据进行补强。

证人的品格和外界影响的考虑

在认证证人证言时，还需要考虑证人作证时是否受到外界的不良影响，例如威胁、引诱等。此外，还需要考虑证人的品格是否良好，有无劣迹等因素。这些因素需要综合考虑，以判断证言的真实性。

合理矛盾的存在

最后，还需要注意言词证据之间合理矛盾的存在。在多个证人之间、证人与被告人或被害人之间，对同一事件的任何细节的回忆和描述都相当一致，是不符合人的记忆规律的，尤其是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因此，在许多案件中，常见的情况是多个言词证据之间存在不少矛盾，有时矛盾甚至很大。例如，对同一辆车的回忆有人说是红色，有人说是绿色。然而，只要能证明在同样的时间和地点确实存在这样一辆车，并且与其他证据相印证，这样的矛盾也可以达到证明的标准。实际上，这种有矛盾的言词证据反而具有较强的证明力。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对证人证言的证明力进行排序时，一般认为与被告人有亲属或密切关系的人的证言小于普通证人的证言。稳定一致的证人证言优于不稳定的证言。在多个证人或证人与被告人、被害人同时就某一情节作证时，应允许合理矛盾的存在，过于一致的言词证据的证明力反而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