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中辩护人证据的不足

数量不足

根据初步统计，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刑事案件中，辩护人无法向法庭提交任何证据材料。在另外三分之一的案件中，辩护人只能提交少量与犯罪事实无关的证据，例如被告人的良好表现和认罪态度。只有三分之一的案件中，辩护人能够提交与犯罪事实有关的证据，但数量非常有限。这表明，在当前的刑事诉讼中，辩护人并未积极主动地进行调查活动。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多方面，一是现行法律对辩护人的调查权进行了限制，抑制了辩护人的调查热情；二是公众对辩护人的工作缺乏理解，限制了辩护人的发挥；三是执法部门对辩护人的工作存在戒备心理，增加了辩护人的调查风险；四是部分律师出于经济利益考虑，不愿在个案上投入精力。

证明力不足

辩护人无需证明被告人的无罪，只需证明控方观点不成立即可。然而，辩护证据材料往往不成体系，只能证明案件事实中的某个孤立情节。如果该情节是定罪的关键要素，将影响案件的定罪和量刑。如果该情节既不是定罪量刑的关键，又无法与其他辩护证据形成锁链，那么它就没有实际效果。有些辩护证据材料甚至只是道听途说，辩护人自己也无法确定其真实性，就随意提交给法庭。例如，在程某受贿案中，程某的辩护人拿出一份证言，证明程某曾在监狱内大哭“冤枉”。但当公诉人询问证据来源时，发现该证言来自一位涉嫌“法轮功”犯罪的嫌疑人，后者与程某关押在同一监狱，后来被释放。程某托其向家人传达了这个情节。程家人和律师找到了这位“法轮功”练习者获取了上述证言。然而，这种证言属于间接证据和传闻证据，且无法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其证明力和可信度无法与控方证据相抗衡。辩护人提交这样的证据给法庭，根本无法证明任何问题。

非法证据的问题

辩护人采用变通方式将调查权分解，将被告人的亲属变成“取证助手”，这是辩护人非法取证的主要表现形式。这种方式的好处是模糊责任界线，规避律师执业风险，因此很快被大多数辩护人采用。其中最常见的现象有：1. 将说服证人的工作交给被告人的亲属。被告人的亲属可以采用任何方式说服证人，律师不过问。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律师说服证人愿意作证是一项较为困难的工作。因此，辩护人往往将这项工作交给被告人的亲属去做，实质上是变相引诱证人作假证。想象一下，多少证人能够经得起昔日朋友、熟人或领导的亲属哀求或反复纠缠？如果证人被说服了，辩护人再出面取证言。如果证人拒绝合作或不愿改变证言，辩护人就不会取证言。因此，辩护人提交给法庭的证人证言，往往与控方证据相矛盾。例如，在黄某挪用公款案中，证人陶某向检察院反映：被告人的亲属多次找到他，试图说服他改变证言。他在家无法安全居住，希望检察机关介入并在检察人员在场的情况下作证。2. 委托被告人亲属代为取证。调查权是法律赋予辩护人本人的权利，而不是辩护人作为一个自然人天生具备的权利。因此，调查工作应由辩护人亲自完成，包括找到证人、说服证人作证、告知证人权利、记录证人证言等一系列环节，不能由其他人代为行使。然而，在实践中出现了辩护人委托亲属代为取证的现象。例如，在被告人罗某贪污案中，辩护人在会见被告人时，被告人声称其贪污的公款中有1.6万元已交给单位的会计。辩护人听信了被告人的辩解，并打电话给被告人的妻子，要求她将被告人交给会计的1.6万元的证据送来。被告人的妻子理解了辩护人的意思，找到会计并要求出具收款证明。会计被纠缠后给了她一份假收款收据。被告人的妻子将假收款收据交给了辩护人，辩护人随后向法庭出示了这份证据，导致案件被延期审理。

过度依赖证人亲笔书写证言

目前，辩护证据材料往往以证人亲笔书写的证言为主。然而，在证人亲笔书写的证言中，无法看到取证主体，无法看到取证地点、时间，也无法理解证人对某一关键问题的回答是在何种语境下作出的。如果说，律师仅仅是为了自保，采用上述形式取证可能是一种好策略。但这种取证方式显然是不合法的。证人证言的法定形式应该是一问一答的调查笔录，证人亲笔书写的证言只能作为调查笔录的补充和附加。辩护人过度依赖证人亲笔书写证言，实际上是有意淡化自己在取证中的主体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