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辩护律师收集证据的程序，需要遵循哪些程序

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这同样是法律专门赋予律师的调查取证的权利，其他辩护人不享有这个权利。

但律师在行使这一权利时，要受到以下限制：

1、经过人民法院的许可。人民法院是否许可，主要看律师调查取证是否会给被害人造成伤害，是否会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

2、必须经被害人、被害人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

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这是法律赋予律师的调查取证的权利，其他辩护人没有这个权利。律师为了辩护的需要，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向他们收集证实被告人是否犯罪、罪重还是罪轻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

在实践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律师取证比司法机关取证困难得多，证人或其他单位或个人拒绝与律师见面，向律师提供证据，拒绝作证的情况时有发生，针对这种情况，刑事诉讼法赋予律师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及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的请求权。例如，律师请了解案件情况的人提供证言，遭到拒绝时，就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向其发出出庭作证的通知。

对于律师申请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收集、调取证据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都应当亲自收集和调取。律师申请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收集、调取证据，并不都是要先向证人、被害人或有关单位和个人取证，遭到拒绝时才能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律师如果认为某些证据材料对案件的定罪量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容易丢失，或律师调取、收集确实有困难的，可以不亲自去收集、调取，而直接申请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收集、调取。

调查取证权是律师践行正义的必要保证

无论在民事、行政还是刑事诉讼中，律师的取查取证权利都非常有限。这一方面跟律师仅仅是提供法律的工作者，不享有公权力有关，更主要是法律的规定存在缺陷，这在刑事诉讼中更为明显。

刑事诉讼法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那么，从保障事实真相的查清以及程序正义的原理来看，这一规定应当理解为证人、被害人等知道案件情况的人向作为侦查机关的控方和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应当都有作证的义务。

然而，实践中，被害人、证人的这种作证的义务却往往异化为仅仅向司法机关作证的义务。因为，首先法律规定了证人、被害人应当向司法机关作证，并明确规定了司法机关向证人、被害人调查取证的各种程序;其次，司法机关拥有强大的公权力，对拒不作证特别是作伪证的证人有权采取剥夺其权利的措施，能保证其目的得以实现。而作为不享有公权力的法律工作者的律师，法律对其向被害人、证人取证设置了重重障碍。辩护律师要向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首先要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要经作证人本人的同意;辩护律师向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要经他们的同意。由此可见，律师与司法机关的调查取证权严重的不对称。

但是，律师这种调查取证权的弱化，不仅意味着对律师执业权利的设置了障碍，更重要的是对公民权利的保障设置了障碍，不利于人权的保护。因为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为被告人辩护，是行使被告人权利的体现，进一步而言是帮助公民权利的得以实现。正如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兴良教所说，律师的权利不是国家的权力，也不是社会权利，而是公民个人权利的延伸。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弱化，不利于事实真相的发现，公民可能因此而蒙冤，近来出现的诸如佘祥林案、胥敬祥案等冤假错案，多少跟律师辩护权不能充分行使有相当关系。

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弱化，使用控辩之间力量进一步失衡，不利于程序正义的实现。法庭之间的控辩交锋，是拥有强大公权力的国家机关与势单力薄的被告人的一场博弈。因此，要让被告人能充分阐述自己的意见，要让其的辩护权得以充分行使，进而让其感受到这场审判不是国家对其权利的赤裸裸剥夺，而是一场公平与正义的审判，就必须保证其的辩护律师有充分的调查取证权，能提取到对其有利的事实和证据。律师拥有与司法机关对等的调查取证权，才能有可能与控方进行有效的博弈，从而使程序正义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