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数:9 更新时间:2024-03-04
公诉权作为国家刑事追诉的一项权力,其意义并不仅限于此。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并惩治犯罪行为,国家设立了侦查和审判两个部门来行使侦查权和审判权。然而,各国都在这两个部门之间设立了一个公诉部门,其目的并非无谓之举。历史和实践证明,公诉权的设立是为了在侦查权和审判权之间产生一个制约权力的机制,以实现权力的制衡和平衡。
权力制衡理论认为,权力必须受到制约,以防止某项权力的恶性膨胀。任何政体和权力运行框架都必须考虑权力之间的合理制约与平衡。为了实现权力的制衡,需要在权力之外设立第三项或更多的国家权力,并确保这种权力能够参与诉讼活动,从而有效地制约和持久地发挥作用。因此,公诉权的产生就是为了满足这一需求。
我国将行使公诉权的法定机关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这在我国的宪政体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公诉权不仅仅是为了延续侦查启动审判的职能,它还具有法律监督职能,可以在行使其他公诉职能过程中监督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正确认识公诉权的性质,准确定位其在国家刑事司法体制中的作用,对于正确配置司法资源、发挥公诉权的功能以及保证国家权力的合理、健康和高效运行至关重要。然而,近年来在我国的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对于公诉权的性质定位存在较大争议。
许多学者在研究西方国家的权力配置和刑事司法体制后,往往试图从西方的三权分立理论中寻找我国刑事公诉权的性质定位。然而,这种做法忽视了我国国情和社会制度的特点,导致得出公诉权或是行政权或是司法权的"两难"结论。有些学者甚至提出了兼具行政权和司法权特性的"准司法权"的概念。事实上,这些理论的形成与其所论及的大前提的错误是密不可分的。
我国将立法权作为最高的国家权力,其他国家权力由其产生,并对其负责。这构建了一个金字塔型的权力体系,立法权位于塔顶最高端,行政权、司法权和监督权位于其下。因此,我国在权力配置时充分考虑到了权力的分立、均衡和制约关系。专门设立监督权是这种关系的最明显体现,以确保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有效运行,防止权力滥用和懈怠。
西方的检察权虽然归入行政权范畴,但其出现正是国家为实现对司法审判权的控制的需要。如今,公诉权的拓展和扩大已成为社会进步的标志,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