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数:17 更新时间:2024-08-23
公正与效率是司法制度设计中必须面对的矛盾。在民事执行中,执行机构的目的在于快速有效地实现生效判决或其他具有执行效力的法律文书。然而,执行机构在执行量大、执行程序复杂的情况下,往往面临着效率低下的问题。与司法审判不同,执行机构更加注重效率,而司法审判则追求公正。这导致了执行机构与司法审判之间的冲突。
被执行人财产阐明制度在民事执行程序中具有核心意义。然而,在确定被执行人财产状况的过程中,执行机构常常面临困难。财产阐明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证明过程,涉及到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然而,确定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并非易事,因为执行程序设置上存在局限性。
家事案件的执行与财产案件不同,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在家事案件中,涉及到敏感的冲突和儿童权益保护。传统的执行措施在家事案件中常常无法起到作用,甚至可能损害儿童的福祉。因此,执行部门在家事案件的执行中面临着更大的困境。
民事审判程序中,原告、被告与法官形成等腰三角形的结构,当事人双方处于对立的境地,维持一种动态的、积极的对抗。然而,在民事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缺乏积极参与的动力,执行部门难以保持中立地位。这导致了执行部门面临着比民事审判更加难以应对的局面。
执行部门在执行程序中与申请人形成利益共同体,难以保持中立地位。这使得执行部门也面临着与申请人相同的风险,即执行未果。此外,执行部门在执行程序中需要四肢并用,疲于奔命,面临着效率低下的问题。
与民事审判程序相比,民事执行程序在设置上难以保障程序公开性,难以保障当事人的参与程度,这主要是由民事执行程序的本质决定的。
民事审判活动主要围绕着案件事实和所应适用的法律展开,这一特点使得民事审判程序可以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进行,核心场所就是法庭。对法官而言,其主要的审判活动就是参加庭审,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资料等作出评价,并在此基础上适用法律进行裁判。对于当事人而言,虽然也需要在法庭外实施一些诉讼行为,例如委托代理人,收集证据资料等,但这些活动也主要为法庭审判服务,或者通过法庭上的裁判来反映其法律后果。
在民事执行程序中,情况发生了改变。在这里是要帮助申请人实现债权,执行对象的特点使得执行程序在空间上无法像民事审判程序那样封闭,恰恰相反,它必须是开放性的,执行措施的实施通常不受空间的限制,而且为了取得较好的效果,执行行为在时间上也较为灵活,无法想象也像审判庭一样设立“执行庭”,并主要在这个“庭”上帮助申请人实现权利。
换句话说,根本就不存在“集中审理”意义上的“集中执行”。在这样的一种程序构造中,当事人与执行部门之间的联系只能是松散的。在申请人申请强制执行后,具体执行措施的实施可能完全不需要申请人以及被执行人的积极配合。
与民事审判程序相比,执行程序在公开性和可参与性方面的欠缺所带来的不利后果是十分明显的。
民事审判程序正当性的一个重要基石就是程序公开,保障当事人对程序的参与,这是处分原则的基本前提。在参与的过程中,当事人可以处分甚至放弃其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可以自行决定权利行使的形式和程度,从而约束审判者恣意行使审判权,参与塑造具体的诉讼程序。
而民事执行程序设置上的局限性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它难以从程序本身获得正当性支持,只能用实体正义为执行结果辩护。具体而言,只有当帮助申请人实现在执行名义中确定的实体权利的情况下,执行程序的终结才具有正当性。而一旦执行未果,也就是说执行结果与执行名义确定的内容之间存在差距,那么执行程序的终结就缺乏正当性。
民事执行具有确定性、主动性、命令性、强制性等特点。且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负责执行国家权力机关指定的各项法律、法令,而民事执行的依据如裁判文书等是法院运用国家法律的结果。
从执行国家法律的角度看,执行权具有行政属性。同时,“民事执行是审判程序结束后所进行的特殊的行政活动,具有行政性特点。”
现行法院主导型的执行局模式已经难以进一步实现审执分离,对于执行效率提高的推力已捉襟见肘。而行政机关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积极行使行政职能从事社会管理与行政执法,具有丰富的具体依法实施法律之规定的经验。
所以可以设置与各级法院相对应的执行机构,由县级以上政府为民事执行主体。具体的民事执行工作可赋予于司法行政机关。在民事执行中,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垂直领导、集中管理,便于形成高效统一的民事执行体系。
在行政机关主导型的民事执行体系中,行政机关的民事执行权并不是没有疆域不受控制与监督的,相反比现行的执行局制度的监督机制更健全。
对行政机关执行工作的监督包括上级政府的监督、行政监察和行政复议。此种模式下,民事执行工作极易成为各级政府的政绩之一,必将极大地激发各级政府的民事执行热情,最终提高了民事执行效率。同时,也彻底实现了法院民事审判权与民事执行权的分离。
无救济则无权利。因所有权力都有极易被滥用的,总是容易侵犯个人的私权领域,赋予主体权利的同时也必须赋予其保护权利的途径及渠道。
现行的民事执行救济制度严重不足,在捍卫民事执行公正方面也需要加强。一般说来,依执行救济内容之不同,可分为程序性执行救济与实体性性救济。程序性救济是指执行机构在从事民事执行时,当事人或第三人认为执行行为或程序违反法律规定,请求执行机关或其他机关采取补救或排除措施的一种救济方法。
实体性救济,指的是义务人或第三人认为原执行标的存在实体性权属争议,而请求对实体法律关系进行裁判,以排除民事执行的救济方式。
而我国《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两种救济制度,一是执行异议,二是执行回转。现行的民事执行救济制度难以保护当事人或第三人的合法权利。根据以行政机关为民事执行主体的模式建构,我国的执行救济制度也可以得到进一步完善。
只有当生效的裁判得到履行,法律所保障的公平正义才能得以实现。在改革民事执行权配置模式的视角下法院依然应有所作为。审判权应发挥其制裁与强制作用威慑不履行民事执行的义务人。
我国可以借鉴英美两国的藐视法庭罪制度,严肃法纪,维护司法裁判的权威性,从而为提高民事执行力提供司法的力量。
在民事执行程序中,司法救济作为一种事后性救济的局限性被充分地暴露出来。对民事主体遭受的损害进行事后性补救需要的不仅仅是补救程序,更需要补救能力。而作为公力救济提供者的国家其所垄断的只是补救程序,而不是补救能力。
在学界与实务界多为肯定现行民事执行制度的现状下,可以提出一种不同的理论及可能的进路,从而为我国的民事执行制度的改革与发展提供可能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