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合同诈骗七种手法的认定
点击数：13 更新时间：2024-04-04
在合同诈骗案件中，行为人通常通过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方式实施犯罪。隐瞒真相是指行为人有意隐瞒客观存在的事实，故意隐瞒对方应该知悉的内容。这种隐瞒可以通过行为或不作为两种方式来实施。不作为的方式主要表现为不履行合同告知义务，特别是隐瞒合同的履行能力。
例如，甲个人租用了一处楼盘，以公司的名义与乙签订装修合同。乙按合同规定进行了数十万元的装修工程，但甲却无法支付报酬，因为甲原本就没有资金。在这种情况下，甲未履行告知义务，隐瞒了自己无法履行合同的情况，导致乙受到欺诈。因此，我们认为甲的故意隐瞒行为应该构成合同诈骗罪，原因是甲通过隐瞒事实已经达到了他预期的目的，即不花钱享受装修成果，并从中获得使用和收益，从而导致乙的财产损失。
合同诈骗罪中的因果关系通常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即欺骗手段导致错误认识，进而导致财物控制转移。在这种因果关系中，错误认识既是结果事实，也是原因事实，起到了连接作用。一般而言，合同诈骗罪是因为欺骗手段导致被害人错误认识，进而导致财产的“自愿”交付。
然而，在某些因果关系中，如果被害人先犯错误，行为人利用被害人的错误，通过隐瞒真相的方式获取被害人的财物，这在司法实践中可能引发争议。例如，甲为了承揽某一工程项目，故意夸大自己的能力和资质，支付预付款或保证金与乙签订合同。然而，在合同初步履行过程中，甲出现了无法履行的情况。这种无法履行是由甲自身的过错造成的，应由甲自己承担责任。如果甲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现错误并试图纠正，而行为人知道对方的错误却不协助纠正，反而通过自己的行为使错误继续存在和加深，这种情况应视为行为人积极作为的方式，应认定其涉嫌合同诈骗。
行为人通常以先履行部分义务作为诱饵或代价，骗取对方更大数额的财物。一般情况下，行为人在取得对方充分信任后最终骗取他人财物。然而，在判定这种行为的性质和事实时，需要考虑行为人的行为趋向。
例如，行为人在正常的合同履行中已经控制了他人的财物，但由于主观上突然发生变化，不再履行合同，意图占有他人财物，并采取规避法律的行为。如果在对方追讨或警告的压力下，行为人又继续履行合同的主要义务，那么不能认定其犯有合同诈骗罪。因为行为人的财物取得正处于合同合法履行的过程中，其主观故意的变化只能在合同履行和行为终结后才能判定。
然而，如果行为人只履行部分合同义务，并采取无视追讨、逃逸、隐匿等行为对后续应履行的部分进行规避，这时可以根据行为终结的事实认定行为人具有诈骗故意。因为行为人先行履行部分合同，虽然合法，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行为人已经产生了犯意并实施了相关行为，应予以定罪处罚。如果行为人在对方追讨的压力下主观意志发生了变化，继续履行了合同的全部内容，那么就不能认定其犯有合同诈骗罪。
“拆东墙补西墙”是合同诈骗中的一种特殊情形，指行为人在一定时期内连续多次实施合同诈骗行为，通过拆骗的方式同时骗取和还回财物。在认定以合同形式进行的“拆骗”时，需要注意行为人的主观故意。
行为人通过多次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他人财物并将其用于个人挥霍。例如，甲以他人公司的名义与乙签订煤炭购销合同，乙按合同规定发运煤炭。甲收到煤炭后以低价出售，并用所得资金挥霍。数月后，甲再次以同样的方式与丙签订煤炭购销合同，并将部分骗取的货款归还给乙，继续满足个人挥霍的需求。此后又多次实施类似的拆骗行为。
对于这种拆骗行为，我们认为应该对甲的所有合同诈骗行为进行认定，而归还的部分只能作为量刑情节考虑。因为甲每次实施合同诈骗行为都已完成，每次诈骗的事实和内容都完全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如果不对甲归还给乙的部分进行犯罪事实认定，那么甲实施诈骗后归还的部分就会被视为合法。
在实践中，通常所说的“借鸡生蛋”式的合同诈骗，主要指单位或个人利用隐瞒事实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与自己签订合同，并在取得对方支付的货款、预付款后挪为他用，并长期占用后才予以归还。
例如，甲和乙两个国企公司相互签订了一份食品购销合同，甲公司按合同规定发送数百万的食品给乙公司。乙公司准备出售食品后却长期占用资金，导致甲公司陷入困境。这种国企之间的“借鸡生蛋”在司法实践中通常不被认定为犯罪。其理由是不存在非法占有。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个人公司与国企或外企之间发生的“借鸡生蛋”却可能被认定为合同诈骗犯罪。对于这种情况，需要从主体、资金、履行合同能力和回笼资金等方面进行细致判断。对于相同性质的问题作出不同处罚，并不是执法者故意舞弊，而是对“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理解。我们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明确立法的本意，将“非法占有为目的”改为“非法骗取他人财物为目的”，以减少司法实践中的认识分歧。
合同诈骗中的“一女多嫁”形式通常指行为人利用某一合法或虚假的工程项目或加工订单，与多个当事人签订合同，以获取大额定金和预付款的行为。对于采取“一女多嫁”方式进行的合同诈骗，通常可以通过事实和证据查明行为人的犯罪意图。然而，在个别案件中，行为人也可能持有合法的工程项目和加工订单，并与多个无资质、无能力的当事人签订合同。
对于这种情况，有两个问题需要考虑。首先是受托人的过错问题，其次是行为人是否存在罪过的问题。从受托人的角度看，如果当事人遇到能产生较大利益的工程项目和加工订单，故意夸大自己的能力和条件，支付预付款和保证金与行为人签订合同，合同在初步履行过程中出现事实不能，当事人是否可以纠正自己的过错？我们认为，只要行为人诚实守法完全可以纠正。
从行为人的角度看，如果行为人在短期内与多个当事人签订合同，收取大量预付款和保证金，除了正常的经营、交往和经验不足之外，还需要重点考虑行为人是否存在利用合同占有他人钱款的故意。行为人持有的工程项目和加工订单如果真实可信，就应该对另一方的承接、加工的基本条件、资质等要素进行必要的考查。如果行为人不对这些要素进行评估，只是一味地与他人签订合同并收取预付款和保证金，然后以对方违约为借口拒绝返还预付款和保证金，那么应该认定行为人在隐瞒真相、利用他人无知和过错、蓄意骗取和占有他人财物，从而构成合同诈骗。
合同诈骗中的责任转移是指行为人在合同诈骗后，为逃避法律责任而转移原非法行为的一种表现形式。行为人试图通过转换形式将非法的合同行为合法化，以逃避刑事追究。
例如，甲冒用他人公司的名义与乙签订供销合同，根据合同约定，乙向甲发送数千吨钢材，甲收到钢材后对外销售并收回资金，但只支付给乙少部分资金。事后，甲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并以新公司的名义与乙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原公司的债权债务由新公司承担。通过这样的方式，甲将冒用他人公司与乙签订合同骗取的钱款通过补充协议合法化，以免受到刑事追究。
对于这种合同诈骗中的责任转移行为，我们认为应明确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完全符合合同诈骗罪的主观和客观要件，即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巨额财物。至于行为人在诈骗后采取责任转移的行为，其转移行为本身具有欺诈性，应视为无效。不能因非法行为的合法化而改变对其的刑事追究。因为甲对乙的先行行为已经完成，已经构成了合同诈骗罪的全部要件。转换形式的合法化只是一种退赃设计，并不能改变原有的合同诈骗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