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解释原则的确立
点击数：0 更新时间：2025-06-28
刑法解释的各种方法可以说正是为满足刑法解释的技术导向而被法律诠释理论者反复研究、论述的。但是，有方法并非一定能够是高度科学的技术。为此，必须明确作为统筹各种方法的一般性技术导向的要点。
其一，实用而精致的刑法解释不是对个别条文咬文嚼字的分析，而应时刻在意追求洞察出刑法规范体系整体的逻辑一贯性和各个规范间的关联性意义。毕竟，根据心理学家L·S·维果茨基的研究，“思维与语言具有不同的发生学根源”，“这两个机能沿着不同的路线发展，彼此独立”，因此语言并不能代替思维，进而，作为文本的书面语言和文本的制作者的真正思维之间的距离更是相去甚远了。同理，刑法解释者要探求到文本之后的立法者的最基本思想或意志，也绝不能为刑法的每一个条文言语表述为最终的舞台，解释者必须从刑法言语的整体关系中来体会言语背后真正的意思。
其二，合法、合理的刑法解释必须注重对刑法规范合理涵义的推敲和综合运作。如前所述，法律的解释是作为一种对成文法的反思机制而存在的，其原因在于刑法解释学有着更为重要、鲜活的抽象性，它允许更充分的复杂性和可变性，允许社会出现更多的新颖性，这对刑法解释也同样适合。如此看来，解释者要达到合理、合法地解释刑法，又满足解释的鲜活的反思性，唯有从刑法规范的背后涵义着手了。在此，推敲和综合的运作也就成为必然了。
其三，论理考究的刑法解释必须时刻注意运用形式逻辑三段论的调和功能和辩证逻辑的整合功能。解释结果要达到论理考究、推理严谨必须发现刑法规范中前后的逻辑关系，只有利用刑法规范中的前后逻辑关系进行三段论式的推理才能把刑法规范内的整体意思调和出来;只有敢于大胆运用辩证逻辑推理，才能把刑法规范中的分散意思整合出来并形成科学的解释。
其四，充满智慧的刑法解释必须敢于运用富于创新的理论作为参考。创新的刑法学理论具有培养正义精神、促进制度创新的功效。以其作为参考，刑法解释的结果才是充满智慧的解释，解释者才能被称为智者。
刑法解释的原则虽然较为抽象，但它毕竟是指导刑法解释而存在的，因此，如果不能将刑法解释的原则贯彻于实践之中，这样的解释原则就会丧失生命力。同时，刑法解释原则既能作为评判司法解释是否有效的标准，也能作为解决司法案件的解释操作标准。
合法性原则是所有刑法解释活动均需遵循的首要原则。贯彻合法性原则，首先要求一项解释具有合宪性，即符合宪法之规定;其次则要求符合刑法规范文义之规定。《刑法》第246条规定“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构成诽谤罪。2013年9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诽谤犯罪司法解释》)第2条规定，“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属于“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行为。这一解释即违背了合法性原则。首先，这一解释不符合我国宪法对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规定。《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很显然，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意味着，对诽谤犯罪规定和理解必须以考虑公民言论自由这一基本权利为前提，换言之，只有根据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这一基本权利的价值来解释诽谤犯罪，其所得出的结论才具有合宪性。如果仅因诽谤信息被点击、浏览5000次、转发500次以上，就认定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而成立犯罪，那么，就有可能将散发不实信息而未必是诽谤他人人格名誉的信息者认定成立诽谤。很显然，在诽谤犯罪与公民言论自由基本权利之间，存在着宪法基本权利之间的冲突。正因如此，有宪法学者明确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基本权利的冲突涵盖了法领域的一切权利冲突。不同法律领域的各种权利冲突，归根结底都是宪法上不同基本权利在保障范围上的相互重叠和碰撞所致，或者说，不同法律领域的各种权利冲突，都可以做宪法学的解读，都可以涵盖在基本权利冲突问题的射程之内。”“在刑法领域，较为典型的基本权利冲突的例子是‘侮辱诽谤罪’中言论自由与人格尊严的冲突。”而解决基本权利之间的冲突，比如行使自己在网络空间的言论自由权利与保护被害人的人格名誉权利而设立的诽谤犯罪之间的冲突，应该靠宪法解释或者法院提供司法保护。但是，由于我国宪法解释一直处于休眠状态，“迄今尚未使用宪法解释手段来补救宪法条文的‘老化’或缺失。个别涉及宪法的解释，也只是立法解释，而不是直接的宪法解释。”在此前提下，在我国解决公民的基本权利冲突则只能靠法院提供司法保护，司法保护可以通过三种途径进行，“如果法律有保护基本权利的具体规定，法院应当直接适用法律;如果法律对基本权利的保护只作了抽象规定，法院应当对有关抽象立法进行合宪解释之后予以适用;如果法律没有作出保护基本权利的任何规定，法院可以直接适用宪法的基本权利条款。”这意味着，《诽谤犯罪司法解释》直接以武断的入罪次数规定而剥夺了法院对公民言论自由权利保护的途径。因此，无论其规定的次数是否合理，该解释本身，就意味着对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侵犯。而且，从法律的效力分析，涉及到公民基本权利的授权性或禁止性规定，应该由宪法及法律来设立，而不能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来设立。换言之，宪法关于人民基本权利限制等专属立法事项，必须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律规定，这是法律保留原则的基本内涵。“点击、浏览5000次”或“转发500次”却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使进行了限制，因此，该解释还违背了法律保留的基本原则。总之，根据合法性原则分析，《诽谤犯罪司法解释》有关“点击、浏览5000次”或“转发500次”入刑的规定应该被认定为不合法而无效。
合法性解释原则还要求一项解释符合刑法规范文义之规定，这是合法性原则最基本的要求。比如拐卖男性的行为，如果欲打击此种行为，并以《刑法》第240条拐卖妇女、儿童罪适用之，那么，此种解释就是不合法的，因为妇女、儿童的文义中解释不出“男性”的含义，这样的解释是类推解释，而不是具备合法性原则的解释，因此难以成立。
合理性原则是在适用合法性原则之后必须考虑适用的原则。贯彻合理性原则，需要紧扣刑法规范的法益保护目的，将该目的落实到具体刑法规范之中，它所使用的主要是目的解释方法。这意味着，一项解释是否遵循了合理性原则，可以通过具体的是否实现了法益保护目的来判断。《诽谤犯罪司法解释》第2条也违背了刑法解释的合理性原则。其一，对诽谤罪中“情节严重”的解释必须符合法益保护的目的。只有某种诽谤行为达到了侵犯他人人格名誉权的法益，且具有值得处罚的可罚性，才能认定为“情节严重”的诽谤行为，否则，解释即不符合处罚值得处罚的法益保护目的之要求，亦即是不合理的。“诽谤信息”被点击、浏览达到5000次、转发500次以上，并不必然侵犯了公民的名誉权法益。网络诽谤信息种类很多，其在网络上的传播速度和广度取决于信息本身的质量、网民对信息对象的关注度等各方面因素，传播得广的网络不实信息不一定必然造成对公民名誉权的侵犯。以这种纯数量代替对诽谤罪“情节严重”的解释，忽视了此种行为与该罪法益保护目的之间的关联，其得出的解释结论当然是不合理的。其二，根本不考虑诽谤信息的内容和形式，只以简单的数字来认定网络诽谤行为的严重性，显然是不合理的。同样的捏造行为因为捏造的信息本身以及涉及的对象不同，其危害性或者说后果是完全不同的。比如甲捏造自己商业上的竞争对手A整容，乙捏造娱乐圈明星B整容。因为B的职业特点，乙捏造的诽谤信息很快就被转发500次，而甲捏造的诽谤信息只有少数几十条转发。但事实上，B作为娱乐明星，认为艺人整容很正常，因此其并未因乙捏造的整容信息而受到伤害，同时，因不断有新闻点曝光，B反而更红。而A作为普通人，此等诽谤信息对其打击极大。但是因为甲捏造的整容信息被转发的次数不够500次，甲的捏造行为不能被认定为情节严重而入罪，乙的捏造行为并没有从事实上侵犯到B的人格名誉权却因被转发达到500次而被入罪了。这样的结论显然是滑稽的。这说明，根本不考虑诽谤信息的内容以及被诽谤人的具体情况，以点击、浏览、转发数字证明“情节严重”，既不符合网络诽谤犯罪的实际情况，又不符合犯罪认定的违法性要素之考量。其三，如果刑法不致力于探讨“新媒体时代公民意见表达与刑法边界”的关系，没有经过谨慎论证就抛出《诽谤犯罪司法解释》，在社会上引起的极富争议性的广泛影响，且其中以批判的声音为主。这意味着，该解释并未得到社会广大民众的支持，而没有民众基础的司法解释，同样也是缺乏合理性的。因为，合理性的价值诉求还包含国民预测可能性，或者说国民对法律规范的认同和接受度。“如何有效界定煽动性言论与事实陈述、意见表达之间的区别，是世界各国宪法和法律实施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尤其在自媒体时代，由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和公民社会能力方面的原因，公民或者其他社会主体难免在事实陈述和意见表达中出现不实或过激的情形。”刑法对网络诽谤行为入罪的解释，理应“严格遵守我国宪法、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充分尊重和保护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批评权和建议权。”[18]这样的解释也才是合理的。其四，网络上点击、浏览和转发他人帖子的行为随处可见，且次数极易达到5000次或500次，“在信息裂变式传播的Web2.0时代，500次或5000次的门槛太低，一条轰动性消息无需两三分钟即可达到这一数量级，其传播速度之快，可能连信息发布者想收回都来不及。如果此时再遭遇谣言定性不明确，不仅容易造成误伤，甚至有压制‘言论自由’之感。”[19]以该种行为作为认定诽谤行为情节严重的标准，随意扩大刑法打击面，有侵犯人权之虞，缺乏实质正义合理性诉求。
某丁在网上捏造国家工作人员某A有贪污受贿的行为诽谤某A的名誉，消息在网上散发后，被转发500次。但是，因为丁的诽谤行为，某A在单位的清廉名声受到了损害，同时升职也无望，A很无奈，只好跳槽至某企业。某丙在网上捏造国家工作人员某B有泄露国家机密的虚假信息，该信息被转发500次。某B并未因丙的诽谤行为而受到任何影响。某丁和某丙的行为能否成立诽谤罪?根据合法性原则，某丁和某丙诽谤案中，因为诽谤信息被转发次数为均达到了500次，应该以情节严重认定成立诽谤罪。但是，根据合理性原则，虽然诽谤信息被转发都是500次，但是，丁案中才真正对被害人名誉权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丙案中没有造成任何实际的坏的影响，如果仅因次数达到500次，而不考虑罪刑法定原则所蕴含的实质正当性原则，亦即处罚某一种行为必须具备或者说达到值得动用刑罚的程度，那么，这种处罚则是不合理的。因此，某丁诽谤案应该定罪，某丙诽谤案不应该定罪。可见，从合法性解释原则和合理性解释原则来分析，同样是诽谤信息被他人转发了500次，但是否构成犯罪结论并不相同。此时，不妨运用技术导向性原则来解决之。
根据前文所述，技术导向性原则实际上是在运用各种解释方法之后综合考量得出结论的一种高度科学的方法。因此，运用这一原则之前必须要根据具体案件事实并运用不同解释方法进行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对照解释。
刑法解释方法有很多种，具体运用何种解释方法，取决于被解释对象的性质。
综合本案后果来看，运用历史解释方法，自刑法规定诽谤罪以来，对情节严重的判断一般是由法官自由裁量的，而且一般都是结合被诽谤者人格和名誉权实际受到损害有无及严重与否的后果来认定。
运用体系解释方法，根据刑法中以数字为界限构成的犯罪司法适用分析，一般都是采用数值而不是绝对的数字。对诽谤罪也不宜以绝对的转发500次或者浏览、点击5000次作为犯罪成立的标准。
运用目的解释方法，丁的诽谤行为已经事实上造成了被害人A的名誉受损之后果，侵犯了诽谤罪的保护法益，而丙的行为并未实际侵犯诽谤罪的保护法益。
根据客观解释方法，转发500次不符合网络犯罪的时代变化。网络信息的传播“一秒千里”，其速度和次数非人所能控制和预测。500次的数字就入罪，标准太低，容易导致几乎所有的网络诽谤行为被认定为情节严重而受到刑罚处罚。
经过技术导向性原则的适用，最终案件的结论就应该是丁的行为构成犯罪而丙则不构成。技术导向原则的适用，必须遵循保障被告人的人权解释的根本指导思想。在此前提下，面临入罪的合法性和出罪的合理性有冲突的，也应该贯彻合理性原则；在面临出罪合法性和入罪合理性有冲突时，则应该贯彻合法性原则。
刑法解释作为法律解释的一环，存在于刑法适用的全过程。确立刑法解释原则是为了更好地适用刑法规范，刑法解释原则不同于刑法解释方法，它是指导各种刑法解释方法适用的基本规则，意在为各种解释方法提供一个可遵循的规则，以免使刑法的解释流于技艺的碎片而忘却根本性的规则。
在合法性、合理性和技术导向性三个原则之中，合法性原则是前提，如果一项解释合理但不合法，那么就无需讨论可以直接宣布该解释无效；如果一项解释合法但不合理，或者既合法又合理但有多种解释结论可供选择时，则需使用技术导向性原则来甄别取舍。
从此角度而言，技术导向原则具有解决冲突与矛盾的重要角色和地位，但是，技术导向性之所以是“技术性”的，因为究竟以什么作为取舍最终解释结论的标准，必须要根据被解释的刑法规范及案件事实的性质来确定，而不是事先设定好的法益保护目的或者立法原意等。
同时，法官在个案适用中可以对刑法解释性原则创造性地运用，但是，对于合法性原则，入罪时必须坚守不能突破，否则，就违背了罪刑法定的人权保障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