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释适用率低

我国假释率较低，近年来一直在1.5%至3%之间浮动。与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假释适用率明显较低。这种低假释适用率已经存在很长时间，并且根深蒂固。

假释机制运作不畅

在我国，假释审批权由人民法院行使，行刑机关只能提出建议。这种制度虽然有利于遏制腐败，保证假释公正，但同时也导致了效率低下。一方面，法院的刑事审判任务繁重，审判人员严重不足，难以及时审查；另一方面，法院缺乏对罪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表现的了解，仅根据行刑机关提供的书面材料难以准确判断罪犯的思想和改造表现，因此造成假释裁定周期过长。这种情况导致一些罪犯无法得到假释，甚至在假释裁定之日即刑满释放。假释审批周期长，给改造工作带来了不利影响。

假释适用过少

由于假释适用率低，导致监狱人满为患。许多符合假释条件的罪犯由于假释工作不力而滞留在监狱中，给监狱造成了沉重负担。另外，假释适用过少也不利于罪犯回归社会。假释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减少监禁刑对罪犯的不良影响，使其尽早、尽多地接触社会，更好地适应社会。然而，在假释数量和假释率很低的情况下，相当一部分罪犯失去了回归社会的机会和条件。这与我国假释制度设立的目的存在一定差距，与我国刑罚制度不匹配。

造成我国假释制度实施弊端的原因分析

社会因素

我国的报应思想深入人心，普通民众普遍认为犯罪人必须对其犯罪行为承担责任。假释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面临重重困难，甚至有些法律工作者也存在这种思想。

立法因素

假释与减刑的实质条件基本相同，但假释多了“不致再危害社会”的预测。在实践中，这一条件导致了严重弊端。一方面，监狱担心被假释的罪犯在假释考验期内再犯或发现其他罪行，为避免承担责任，不愿申报假释，而多以减刑取而代之；另一方面，法院也顾虑重重，从严控制假释的适用，而更倾向于裁定减刑。这导致假释适用率低，与减刑比例极不协调。

假释体制不健全

我国的假释体制虽然理论上完善，但实际运作并不如此。犯罪人没有假释主张权，监狱的建议权也可能忽视了罪犯的权利。执行刑罚的机关与运用刑罚的方法的权利分离，监狱虽享有建议权，但不能批准假释，很难激发罪犯积极改造；法院虽有裁定权，但难以及时、准确地把握罪犯是否“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同时又担心假释不当，承担风险，因此顾虑重重，严重影响假释裁定。

实践上的弊端

在我国，假释制度是附条件提前释放，犯罪人在社会上执行刑罚，接受监督。然而，公安等部门任务繁重，无力实施有效监管。假释犯人一旦进入社会，即等同于释放，而社区矫正制度尚未建立。假释罪犯释放后没有一技之长，很难融入社会。同时，由于社会对罪犯存在严重偏见，一旦大量释放，犯人在不受监督的情况下容易再犯，极大地打击了对假释制度的信心。

完善我国假释制度的建议

赋予罪犯假释申请权

借鉴国外立法，建立假释申请制度，凡是符合假释条件的罪犯都可以向所在监狱提出假释申请。监狱对假释申请进行初审，假释委员会做出假释决定，人民检察院对此进行监督。建立这种权利-权力制衡关系，保障人权和实现社会防卫。

建立假释委员会制度

引进听证制度，限于重大、疑难、复杂的假释案件，以及其他特定情况下进行听证。听证会后，假释委员会可以当场作出裁决。

取消假释对象禁止性规定

取消对累犯或因暴力性犯罪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犯和无期徒刑犯的假释禁止规定。判决是对罪行的裁定，假释是对犯罪人悔过的评判，罪犯的恶性大并不影响其后的改过自新。这样的绝对性规定抑制了一部分罪犯改造的积极性，增加了再犯的可能性。我国假释制度在当前面临许多问题，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法制的健全，假释制度的优势将逐渐发挥作用，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做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