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改革和完善刑事诉讼制度的专业见解
点击数：1 更新时间：2024-12-20
郑功成委员表示，社会保险法的立法宗旨应该明确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现行的法律草案写的是"社会保险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样的表述不明确。在任何国家，社会保险法的根本目标都是保护劳动者的福利权益。因此，我们应该明确这部法律是为了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险对象应该明确是劳动者。从国际上来看，社会保险就是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一开始是保护受雇佣的劳动者，后来扩展到全体劳动者(包括农民)。因此，立法宗旨应该旗帜鲜明地提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保险权益。
郑功成委员提到，社会保险法的覆盖范围有两种方案。一种是五险合一，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是一样的。另一种是分险确立。现行的草案是分险确立的，这样的规定有一定的道理，比如个体工商户要参加所有的保险可能负担不起，但是工伤保险是必须参加的，公务员的养老保险可能另行规定，但其他险种却应当纳入统一规范。
贺铿委员建议进一步强化城乡协调、公民平等这样一个立法原则。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存在城乡差异问题，城市居民中又有事业单位、企业单位等等，但是在基本保险方面，应尽可能超前地考虑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有利于所有的公民享受平等的社会保障待遇。他认为应该着眼于解决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尤其是在扩大覆盖面方面，应该考虑得更多一些，要尽可能使农民、农村纳入到保险的范围之内。他还建议将社会劳动保障部改为城乡社会劳动保障部，以更好地包括城乡人民在内。
乌日图委员表示，社会保险法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内容在总则中还不够充分。他认为，应该更加明确地提出在社会保险中政府的责任是什么。目前的草案中虽然提到国家筹集资金对社会保险事业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但这些定位不准确。社会保险是国家承担基本责任的保险制度，是保证每一个公民都必须获得的基本权利。因此，在社会保险中必须明确政府的责任和具体的制度安排。此外，草案关于个人应该获得的权利和义务也需要更清楚地规定。
倪岳峰委员建议将社会保险制度覆盖广大农民。他指出，当前全国财政收入快速增加，有如此强大的财力为基础，应该将经济发展水平低、特别需要解除后顾之忧的广大农民纳入到社会保险制度中来。他提到，日本在1961年就建立了全民的基础养老保险制度，而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超过了当时的日本。因此，经济发展水平不应该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包括农民的原因。他建议授权省级地方人大常委会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建立适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他呼吁经济发达地区先行一步，逐步建立起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
柳斌委员认为，草案在农村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上显得很薄弱。他指出，社会保障法应该更加重视农村农民的需要，将农民纳入社会保险范围。他认为，农民作为弱势群体，自身收入有限，无法承担较高的社保费用，也没有单位支持，因此很容易被社会保障制度所忽视。他强调，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应该采取重大甚至特殊的措施来解决农村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他认为，当前的草案在这个问题上存在最大的问题，关系到缩小城乡差距还是继续扩大城乡差别的问题。
林强委员提到，社会保险法的适用范围应该得到调整。他建议逐步实现公民包括农村广大居民在社会主义保障体系中的平等化。他认为，草案中对农村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考虑不够深入。他呼吁将农村农民逐步纳入各类社会保险制度，并在法律中明确规定这一目标。他认为，这样的调整可以更好地实现公民的平等权利，促进社会的公平公正。
顾惠生委员建议将"求公平"加入社会保险制度的基本方针。他认为，追求公平是社会保险的目标，也是和谐社会的要求。他指出，农民工应该逐步享受和城镇劳动者相同的社会保险待遇。他建议将草案中的基本方针改为"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求公平、可持续的方针"，以更全面地反映社会保险的追求目标。
闻世震委员认为，社会保险法的适用范围需要调整，以解决城乡差异问题。他指出，社会保险制度的不同群体不同的规定，阻碍了人员的流动。他建议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机关事业单位的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人员要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他认为，社会保险法应该更加重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之间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问题，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陈佳贵委员在讨论中指出，根据第11条的定义，公务员和依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不纳入社会保险法的调整范围。田成平同志在说明中解释了为什么不将这部分人纳入法律的原因，他提到了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的工资待遇由财政全部支付的情况。我同意这个规定，但是我也提出了一个问题，财政全额拨款的人员不仅仅包括公务员和少数按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还包括其他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国家办的重要科研院所的人员；第二部分是大专院校的教师；第三部分是中小学教师。这些单位的主要人员的工资也是由国家财政拨款的。如果不将这些单位的人员划入公务员一类来管理，将会产生一些问题。
既然工资都是由财政全额拨款的，那么管理办法也应该是一样的，不能只将公务员单列出来，这样做会加剧公务员和这部分人员之间的矛盾。
如果不将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人员纳入社会保险范围来解决，特别是为数众多的中小学教师，他们的退休金可能得不到可靠的保障。现在有一些中小学教师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以后还要让学校去缴纳养老保险金，这无疑会增加财政的负担。如果财政不增加拨款，学校有钱肯定是先保证发放工资，那么退休金可能得不到可靠的保障。
现在这些单位和人员的工资和退休金都是由财政拨款解决的，包括大学教师也是如此。现在要将他们纳入社会保险范围来解决，这意味着财政要增加拨款，学校还要将这部分钱交给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再由社会保险机构分发给这些人，这增加了管理层次和运行成本。同时，根据现行养老保险条例，个人要缴纳一定比例的费用，并设立个人账户，这无形中增加了这部分人的负担。
财政拨款的这些单位大部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于这部分人的养老金如果不由国家财政管起来，没有可靠的保障，可能会影响他们的情感。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也不是这样做，包括香港和台湾都不是这样。香港没有养老保险制度，但是他们的退休金都是由政府管理的。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柳斌委员表示，他赞同陈佳贵委员的意见。学校是财政全额拨款的单位，教师通常被视为准公务员，因此在解决社会保险问题时，应该按照公务员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可能需要在法律中进一步考虑。
崔富华代表提出了一些问题。他指出，根据草案第11条的规定，除公务员外，其他人员应该参加相应的保险。其中包括国营农场的农民工等。他还提到了农村到城市做钟点工、保姆的人员，以及年龄较大且没有工作的人员的保障问题。他建议加快建立完善城镇和农村相关弱势群体的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制度。他认为现在农村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已经开始实施，城市也在进行社保试点，但是对于年龄较大且没有工作的人员来说，没有经济来源或经济来源较少，如何参加社保和医保是一个需要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张继禹委员表示，我国有数十万宗教界人士，他们大多数固定生活在寺观和教堂，分布在城乡。他认为，这些固定生活在寺观和教堂的宗教界人士也应该纳入社保体系。因为他们首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也应该享受到国家改革开放的成果。他提到，目前只有少数地方，如上海，正在考虑将宗教界人士纳入社会保险。对于寺观和教堂来说，只有像其他社会方面一样解决好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险问题，才能有良性发展，更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