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数:10 更新时间:2024-07-16
针对我国现行刑事审判证明标准的规定,结合审判活动的实际,可从以下两方面对其进行反思:
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事实可以分为本体论意义上的事实(即客观事实)和认识论意义上的事实(即主观事实)。客观事实作为认识对象进入人的认识论领域,经过人脑加工,成为一种主观事实。在刑事诉讼中,主观事实是否与客观事实相符合只能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来检验,这种检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就某一特定主体的某一具体认识而言,这种检验具有滞后性和相对性的特点。
在某一个具体的历史时期,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有限的,且其认识是否符合客观事实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客观事实只能通过以后的实践活动来检验,这种检验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所以每一次具体的检验都是有限的、相对的。所以,在我国以客观真实说为指导的刑事审判证明标准,要求审判者根据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必须符合案件发生的客观实际情况,审判者的主观认定必须与客观情况相符。这种标准(即主、客观相符合)是否能够达到是无法在判决之前得到验证的。因为在刑事诉讼中,判决前的司法实践是审判人员认识的来源,判决后的司法实践才是检验这种认识是否符合客观的标准,而这种检验具有滞后性、或然性的特征,因此,对于具体的刑事案件来说,客观真实提出的要求根本是难以实现的,它只能作为一种信念、一种理想存在于司法人员心中,但若以此作为证明标准来要求立法和司法实践不仅是不现实而且是有害的,它将导致司法人员将自己认识到的主观事实误认为是案件的客观事实加以追求,从而忽视证据和法律。
刑事诉讼不仅是一种认识活动,更是一种受到程序法的严格限制和规范的法律实施活动,其中涉及到一系列法律价值的实现和选择过程。
刑事诉讼作为一种控、辩、审三方参加的诉讼活动,其所具有的最基本的效用就是满足惩罚犯罪、维护社会正常秩序与保障人权的需要。刑事诉讼的价值包含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其中,外在价值体现在适用实体法,即使实体法从抽象的法律规定到具体的贯彻落实。而其内在价值是指对正义的追求。刑事诉讼的正义价值包括两个方面即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实体正义是指人们在对实体上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进行确定时所要遵循的价值标准。
刑事诉讼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之间并不总是协调一致的关系,它们通常总是表现为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审判人员对案件事实的追求总是受到来自程序方面的限制,而过于追求案件的事实真相又会妨碍以保护刑事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利益为核心内容的程序正义的实现。因此发现案件的事实真相与实现程序正义这两重价值不可能同时臻于完善,一定时期的立法者必须对二者进行权衡、有所侧重。
上文对我国刑事审判证明标准进行了反思,为了对其进行重构,不防借鉴一下其他各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规定。
英美法系国家审判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英国于1798年在都柏林所审理的谋逆案件中,确立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尽管英美法系的证明标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但排除合理怀疑是一个非常难界定的概念。如加拿大证据法规定:在刑事诉讼中,当法官认定任何一个有正常头脑的人,对因当事人所举出的证据而对被告有罪足以认定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时,控告方的证明负担即卸除。按照英国权威的法律词典《布莱克法律典》的解释,所谓排除合理怀疑,是指全面的证实、完全的确信或者一种道德上的确定性;这一词汇与清楚、准确、无可置疑这些词相当。在刑事案件中,被告人的罪行必须被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方能成立,意思是,被证明的事实必须通过它们的证明力使罪行成立。在美国,被广泛应用的定义是加利福尼亚州刑法典的表述:它不仅仅是一个可能的怀疑,而是指该案的状态,在经过对所有证据的总的比较和考虑之后,陪审员的心理处于这种状况,他们不能说他们感到对指控罪行的真实性得出永久的裁决以达到内心确信的程度。从以上的表述可见,虽然实行这一证明标准的国家对其各有不同的解释,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其真正含义和具体适用,有三项基本准则:一是要求陪审团和法官要站在一个公正和诚实的立场上,来认识案件事实和证据,要有一个基本良好的职业道德;二是这种怀疑必须是一种实在的、诚实的,为良心所驱使而产生的;三是合理怀疑必须以事实为根据,各种妄想、悬念、臆测等理论上的推测或怀疑,属于不合理的怀疑,必须要有证据证明,即怀疑有据。
大陆法系国家审判的证明标准被称之为内心确信。在理论上还被进一步表述为高度盖然性或紧接确实性的盖然性。内心确信标准始创于法国,并广泛影响到意大利、德国、比利时、西班牙等国家。在现行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53条规定:在重罪法庭休庭前,审判长应责令宣读下列训示,并将内容大字书写成布告,张贴在评议室最显眼处:法律并不考虑法官通过何种途径达成内心确信;法律并不要求他们必须追求充分和足够的证据;法律只要求他们心平气和、精神集中,凭自己的诚实和良心,依靠自己的理智,根据有罪证据和辩护理由,形成印象,作出判断。法律只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你是否已形成内心确信?这是他们的全部职责所在。接着又在第427条强调: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犯罪可以用各种证据予以证实并由审判官根据内心确信作出决定。《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261条也规定:对证据调查的结果,由法庭根据它在审理的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内心确信而定。可见,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虽然在形式上是主观的,但它的内容却是客观的,达到内心确信程度的案件事实不是法官个人的纯粹猜测。当证据无法对指控的事实加以理性地、明确地证实时,法官个人的纯粹主观确信甚至直觉,都不能成为判决的基础。如果法官作出错误的判断,被告人可以借助法律救济保障自身的利益。
通过对两大法系刑事审判证明标准的分析和比较,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1、认识论角度:刑事审判证明标准应当充分考虑主观认识与客观事实的关系,不能过于追求客观真实而忽视证据和法律的作用。
2、价值论角度:刑事审判证明标准应当平衡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关系,权衡二者的价值,以维护人权和保障程序公正为核心。
为了确保刑事审判证明标准的有效实施,还需要完善与证明标准相关的制度。首先,应加强对司法人员的培训,提高其法律水平和职业道德,确保其能够正确运用证明标准。其次,应建立健全的证据收集、保全和审查制度,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同时,应加强对证据的评估和鉴定,确保证据的可信度和有效性。此外,还应建立陪审团制度,使民众能够参与到刑事审判中,提高判决的公正性和公信力。最后,应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对司法人员的裁判行为进行监督,确保其依法行使职权。通过这些措施的落实,可以更好地保障刑事审判证明标准的有效实施,提高刑事审判的质量和效率。为了防止法官任意裁判,我们应该建立严格的法官选拔和准入制度。在法官任命和升迁中,应该注重法官的个人操守、智力、意志力等可能影响判断的各种主观、客观因素。这样可以提高刑事法官的职业道德素质水平。
为了完善刑事审判,我们应该总结刑事审判经验,特别是对各种证据的特点、综合判断证据的基本方法以及各类犯罪、犯罪情节的证明要点等进行整理。这些经验可以编制成指导性的审判参考书,供法官在断案中参考。
在我国虽然没有在法律上明确规定自由心证,但心证的自由在审判实践中是实际存在的。为了保证法官能够凭良心诚信裁量证明的程度,我们应该通过间接制约的路径。其中包括:
1. 心证公开:要求法官在裁判书中说明主要事实认定的理由。
2. 强化直接言词原则:在审判中要求直接表达,不回避问题。
3. 审判公开:确保审判过程公开透明,并保障当事人的质证权。
为了进一步制约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我们应该细化证据规则。掌握好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与给予其自由裁量权的分寸和尺度。这些规则应该是具体的、可操作的,比空洞的标准更具有实际意义。
综上所述,刑事证明标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多元化的。在追求法律真实的同时,我们还必须着重追求程序公正,并兼顾效率。各种刑事证据规则应当在挖掘法律真实与程序公正之间,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之间取得有效的制衡和最佳的配合,从而产生最好的效果。在改革刑事证明标准时,我们应该借鉴国外的经验,但也要考虑中国当前的国情和现行制度。只有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才能实现刑事诉讼的公正和司法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