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数:11 更新时间:2024-12-27
为了厘清合法互联网融资与打击非法集资之间的界限,以及提供基础条件,我们需要明确的法律规则。同时,还需要完善金融监管机制,推进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加强金融消费者风险意识和诚信精神。
在规制涉互联网金融非法集资犯罪时,刑法应充分发挥保障金融市场发展和打击金融犯罪的双重功能。对于体现普惠金融发展方向的互联网金融创新,刑法应严守介入边界。而对于以金融创新为名行非法集资之实的“伪互联网金融”,刑法应予以严厉打击。
当前,非法集资活动呈现出利用市场金融创新热点、呈“证券化”趋势的特点,这给司法者带来了诸多挑战。对于非法集资活动中各种名目繁多、花样翻新的所谓“金融产品”的实质把握,不仅是对司法者刑法理论水平的考验,也是对金融市场发展和功能监管的展示。
此外,对于集资活动的实际实施者——业务员刑事责任的认定,可能引发对传统刑法理论共同犯罪、违法性认识甚至行政刑法等基础理论的反思。因此,我们需要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深入研究上述问题,准确认定行为性质,并做出恰当的法律判断。
在处理非法集资案件时,刑事司法程序不仅要保障实体法律的准确适用,还要考虑案件处理的社会效果。近年来,非法集资案件未兑付的集资款金额巨大,投资人员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因此涉案财物的处理和追赃工作变得至关重要。
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强对扣押物品的审查、保管和移送工作,另一方面要正确处理打击和保护的关系。在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对涉案企业具有可持续性的正常经营行为要给予适当支持。同时,要慎重适用查封、冻结、扣押等措施,最大限度地提升涉案企业的退赃退赔能力,保护投资人员的损失,以有利于修复社会关系。
民间融资和互联网金融是我国整体金融市场的一部分,因此在刑事政策中需要进行细致区分,并合理配置司法资源。面对当前非法集资案件数量的激增以及涉案金额、投资者人数的增加,我们一方面需要对严重的金融犯罪进行严厉打击,整肃金融欺诈行为;另一方面,需要避免刑法至上、刑事手段泛化的弊端。
在非法集资活动高度集团化、分支机构和销售人员众多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合理确定打击范围,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同时,还需要综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行为损害结果以及认罪态度等因素,对其进行适当的刑事法律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