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统一标准解决医疗纠纷 医院自己举证无过错
点击数：10 更新时间：2024-05-27
作为湖南省医疗法律事务专业委员会主任和湖南医疗机构律师，李-翔律师认为，《指导意见》的发布解决了医疗案件是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一最具争议的问题。根据《指导意见》第十一条的规定，医疗案件部分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部分不适用。具体而言，医疗机构提供的诊断、护理、手术、治疗等医疗服务不属于一般商业服务，因此相关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然而，医疗机构提供的商品销售、医疗器械销售以及餐饮、住宿等商业服务产生的纠纷，可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
根据《指导意见》的规定，医疗机构应当承担医疗行为不存在过错以及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如果医疗机构只提供患者的病历、医学教科书、医学典籍等资料，而没有提供其他能够证明医疗行为不存在过错以及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据，那么可以认定医疗机构没有履行举证责任。此外，如果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鉴定材料或者提供的鉴定材料明显存在瑕疵，导致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认定，法院可以推定该当事人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
在审判实践中，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和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在法律关系上存在一定的竞合关系。当事人在起诉时往往未明确选择适用的案由，导致法院在确定案由时出现混乱现象，最终导致同类案件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则，得出不同的裁判结果。
《指导意见》认为，当事人可以基于侵权提出赔偿，也可以基于合同提出违约之诉。法院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选择权，并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内容判断是合同纠纷还是侵权纠纷。患者选择按照侵权法提起诉讼时，可以以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为由起诉，也可以以医疗过错损害赔偿为由起诉，但应当统一适用“医疗损害赔偿纠纷”这一规范案由。如果患者在起诉时没有明确是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请求还是医疗过错损害赔偿请求，法院应行使释明权，要求其明确提出。
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由医学会组织的鉴定专家组进行鉴定。而其他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则采用司法鉴定，由法医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由于鉴定机构和鉴定标准的不统一，加大了医疗纠纷的处理难度，降低了审判效率。
《指导意见》指出，对于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一方当事人申请进行有关医疗过错的司法鉴定，而另一方当事人申请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应优先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同时，还应严格限制重复鉴定的情况。
根据了解，《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赔偿范围较小，赔偿标准较低。而《民法通则》规定的赔偿范围较大，赔偿标准较高。这导致构成医疗事故的纠纷案件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赔偿数额较少，非医疗事故引起的纠纷案件适用《民法通则》赔偿数额较多的奇怪现象。
《指导意见》认为，在确定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标准时，应参照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9条至第52条的规定，不得随意突破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的限制。然而，在特殊情况下，如果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处理将导致患者无法得到基本补偿，可以适用《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酌情提高赔偿数额。
根据《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的规定，医疗行为包括医疗美容，但不包括生活美容。因此，患者与美容医疗机构及开设医疗美容科室的医疗机构之间发生的医疗美容损害赔偿纠纷应属于医疗损害赔偿纠纷。而患者在非医疗机构进行美容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应属于一般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根据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数据，近两年来该市基层法院共受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审案件360件，审结268件。其中，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59件，医疗过错损害赔偿纠纷157件，医疗服务合同纠纷52件。随着当事人维权意识的增强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医疗技术、医疗态度和医疗服务措施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导致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大幅增长。
根据长沙市中院的调研报告，当前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具有以下特点：受理案件数呈上升趋势，医疗纠纷表现形式复杂多样，案件处理难度大，审理周期较长，存在不构成医疗事故却仍需承担过失责任的情况，患方对医方的对抗情绪重。
在研讨会上，长沙中院的法官建议医疗机构规范医护人员的医疗行为，并加强医患双方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根据医疗纠纷审判中的反映情况，法官认为，医疗机构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加强管理。
首先，规范病历书写。近年来，法院在审理医疗纠纷案件中发现，部分医疗机构存在病历书写不符合规范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病历记录不客观，甚至涂改病历；病历书写过于简单；病历中未体现必要的告知和说明。病历是医疗纠纷案件中的重要证据之一，也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主要依据之一。如果病历书写不规范，将使医疗机构在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
其次，医疗机构应正确履行告知说明义务，加强与患者的沟通和交流。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告知说明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既保障了患者的自主决定权，又使患者能够理解、接纳和自觉承担具体诊疗措施的利害得失以及存在的风险，可以避免因对医疗行为过度期待而产生的医患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