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数:13 更新时间:2024-11-06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赔偿制度进入了全面深入发展的新时期。传统的行政赔偿和司法赔偿已经发展到立法赔偿的阶段。此外,赔偿范围也从传统的人身和财产扩大到精神损害赔偿,并且从直接损失扩大到间接损失。
立法赔偿最早由法国最高行政法院于1936年通过判例确立,之后德国和英国也确认了立法赔偿的原则。随着国家职能的不断扩张,国家机关的合法行为也可能对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补偿和赔偿。因此,国家补偿和赔偿被统一于国家侵权责任法的范畴中。
《国家赔偿法》的实施揭示了确认违法程序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即不公正。根据违法规则原则,赔偿义务机关需要自行确认是否存在需要赔偿的违法行为,否则无法进入赔偿决定阶段。这相当于赔偿义务机关自己评判自己的错误。这样一来,赔偿义务机关既是裁判者,又是当事人,违反了自然公正原则。这种程序的最大弊端在于“任何人不得在自己的案件中担任法官,相反,在自己的案件中充当法官是违法的。”
我国的赔偿委员会设立在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这种安排存在一些弊端。例如,为了避免基层法院因错案而受到错案追究制度的惩罚,基层法院经常向上一级法院请示,即中级人民法院。然而,当基层法院成为赔偿义务机关时,中院的赔偿委员会审理时难以保证公正。没有人会承认自己的决定是错误的。此外,将赔偿委员会设立在中级法院也意味着审级较低。
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人大的超脱地位,将赔偿委员会设立在各级人大常委会的法律委员会中。各级人大常委会可以对本级法院、检察院、公安部门等的违法行为进行审查,并作出赔偿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