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种犯罪的追诉时效内有同种性质的违法行为如何处理

在一种犯罪的追诉时效内有同种性质的违法行为如何处理?

属于相应罪名的加重情形。

在我国刑法中，除了常见的盗窃和抢劫犯罪之外，现行刑法大约有十多处法律条文有“多次”犯罪的规定，主要集中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以及贪污贿赂罪中，涉及的罪名主要有：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偷税罪、聚众斗殴罪、聚众淫乱罪、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强迫卖淫罪、贪污罪等。特别是2011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对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以及寻衅滋事罪的法定刑档次进行了修正，增加了“多次”实施危害行为的规定。综合来看，这些规定具有以下特点：

1.这些犯罪都是故意犯罪，从侵害的主要法益来看，大约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侵害一定经济利益(含财产性利益)和危害社会经济秩序的犯罪;一类是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对于过失犯罪，刑法本身规定处罚的较少，且“多次”地过失(犯罪)可能性不大，刑法没有必要再做“多次”过失犯罪的规定。

2.在这些犯罪中，有的犯罪由于侵害一定经济利益(含财产利益)，或者被侵害的经济利益反映其主要的社会危害性，这部分犯罪也能够计算犯罪对象的价值大小(数量)，为此，法律专门规定，未经处理的，累计计算它们的犯罪数额或者数量，一并处理。如对走私、偷税和贪污犯罪，以及毒品犯罪，刑法都规定了“未经处理”的，按照累积数额或数量计算或者处罚。类似规定在我国相关司法解释中还有不少，如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等。

需要说明的是，盗窃罪是典型的侵犯财产权益的犯罪，虽然刑法没有规定累计计算盗窃数额，但1998年3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审理盗窃案件的解释》)对该罪规定了特殊的累计方法，即该解释第五条之(十二)规定，“多次盗窃构成犯罪，依法应当追诉的，或者最后一次盗窃构成犯罪，前次盗窃行为在一年以内的，应当累计其盗窃数额”。司法解释为什么没有作这样规定?那是因为盗窃罪本身是以数额作为构成犯罪基本标准的，也就是说，考虑盗窃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首要标准是犯罪数额，其次才考虑盗窃次数，所以这里的累计应该以“构成犯罪”为前提。还有，抢劫罪虽然也直接危害他人的财产权益，但它同时侵害了他人的人身权益，所以，法律也没有规定“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数额处罚。而对于其他的“多次”犯罪，由于它们主要侵害的是一定的社会管理秩序，其危害行为组织的对象或针对的目标不是一般的财产性利益，而是人或者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弹药、爆炸物等，对他(它)们无法或者不便于计算经济价值的大小，特别是衡量这些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也不在于计算它们的经济价值本身，而重点在于“计较”危害行为的次数多少。当然，这些犯罪的危害行为实现的数量、规模不同，对于案件的量刑(无论是在哪个档次的法定刑内)无疑是有影响的，应该作为酌定情节在相应法定刑内加以考虑。

无论“多次”犯罪是作为成立犯罪的必要条件之一，还是作为成立情节加重犯的情形之一，都说明，“多次”犯罪是刑法处罚的重点对象。究其原因，“多次犯罪”体现出“惯犯”的属性，在主观方面，行为人一次又一次地产生犯意，并付诸行动，显现其主观恶性程度深，罪错心理强，有必要进行特别预防;在客观方面，行为人一次又一次地实施犯罪，或严重侵害国家和社会经济利益，或严重侵害公民的人身和财产权利，或严重影响社会管理秩序，故客观危害性更大，立足一般预防的立场也需要加以关注。在此，刑事政策对法律的推动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与此相适应，我国司法解释机关对于一些常见易发的“多次犯罪”给予了必要的关注。其中，司法解释对“多次盗窃”规定较早，如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盗窃案件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对于1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3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以盗窃罪定罪处罚。三次亦成为危害行为是否“多次”的公认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