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犯罪的处罚及其完善
点击数：13 更新时间：2024-11-10
现代系统论认为，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由无数大小不等、环环相扣的下属子系统构成，每个系统都有自己独特的构成要素和结构状态，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整体，对社会发展产生着不同效用。单位组织体本身就是一个系统，由人物财产、场所、名称等要素构成。单位整体功能的发挥远远大于自然人个体功能的相加，在单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其对社会的危害也远远大于自然人在同等情况下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因此，对单位犯罪，必须进行惩罚。
单位作为相对独立于自然人的存在，其本身具有整体性、组织性和合法性的特点。单位组织体与其内部的自然人成员之间是既各自独立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单位作为一个聚合体，以人的附着为首要条件和实质要义，没有人则单位失去存在的意义。单位的自然人又以单位这种组织体为凭借，使自身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得到扩张或限制，以附合单位整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没有自然人的实施行为就不会有单位的犯罪行为。同时，由于单位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意志，尽管这种意志来源于自然人却不是自然人个体意志的简单凸现，而是其内部自然人意志的有机整合，其一经形成就以一种相对独立的形式而存在。所以，当单位内的自然人主体在单位意志的支配下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时，法律将其界定为单位犯罪以区别于纯自然人的犯罪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单位犯罪实际上表现为两个层面：第一层面上是单位组织体自身的犯罪行为，呈现着整体性弥散状的形态。第二层面上表现为单位内部自然人的犯罪行为，这是体现单位犯罪意志的决策和执行行为。二者既统一又分立，统一主要反映在单位内部的自然人成员或者单位的代理人在经单位集体决策或法定代表人决定为单位谋取利益而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的情况下，法律将此行为视之为单位行为，将责任归咎于单位；分立主要反映在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上，法律规定单位和自然人分别承担刑事责任或只有自然人一方承担。
从各国刑法理论、立法体例和司法实践的运作来看，对单位犯罪的处罚方式主要有三种：单罚制、两罚制和保安处分。
单罚制包括以下两种情况：
两罚制又称双罚制。在单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既对单位自身进行处罚又对其内部的自然人成员进行处罚。两罚制克服了单罚制的一些弊端，为不少国家立法所采纳，成为一种比较理想的惩罚单位犯罪的体制。
保安处分是基于单位无意识能力同时又无可置疑地对社会存在破坏性的考虑，以刑罚二元论为结构，对单位犯罪进行控制的一种法律措施。
单位犯罪从形成犯罪意志到付诸实施一般都要经过一个准备的过程，从而构成一个“缓冲”区间。在预备、未遂和中止阶段，单位犯罪分别停留在不同的状态，对之适用刑罚相对应按照自然人预备、未遂和中止时的情形处理。
单位在犯数罪的情况下，应对之实行数罪并罚。即对单位本身所判处的罚金额应是数罪所判处的罚金额总和以下，最高罚金额以上酌情决定的罚金数额。同时，对实施犯罪的自然人也应数罪并罚。
单位也有自首和立功情节。单位自首主要表现为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投案自首、经单位集体研究讨论后派人自首、单位内部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自首等多种形式。单位揭发其他单位或自然人的犯罪行为以及提供重要线索使其他案件得以侦破等，则成立法定立功情节。对单位的自首和立功，按自然人立功和自首情节处理。
单位共同犯罪是指两个以上的单位或单位与自然人共同犯罪，表现为单位之间或单位与自然人之间互相配合共同完成某种犯罪行为。在主观上，参与单位共同犯罪的各方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即不仅意识到本单位是在实施犯罪行为，而且还知道其他单位的人或自然人和自己单位一起实施共同犯罪。对单位共同犯罪的处罚适用刑法总则第二章第三节有关规定。
单位犯罪是一种有组织有分工的整体性犯罪行为，并且在多数情况下呈现前后衔接的持续状态。因此，对单位犯罪进行刑事追究的时效适用刑法第八十九条的规定。根据该条款，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如果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追诉期限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单位犯罪的“终了之日”应是单位整体的犯罪行为终了之日。如果在追诉期限内单位又犯新罪的情况下，“前罪追诉的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审判的行为“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对单位犯罪的追诉时效期间的计算，应以对单位自然人犯罪的追诉期限的规定为准，因为单位本身只有罚金刑，无法适用第八十七条关于追诉时效期间的规定。
我国刑法分则对单位犯罪规定双罚制的条文大多没有规定具体的罚金数额。这种模糊的规定虽然有利于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进行确定，但也容易造成执行过程中的偏差，导致刑罚过轻或过重，量刑失当。因此，立法应充分考虑单位犯罪的各种复杂情况，尽可能采取区段罚金制方式，使自由刑和罚金刑形成合理的匹配，罚金额相对确定，有利于司法操作。
根据我国刑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构成累犯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前罪和后罪都是故意犯罪；(2)前罪被判处的刑罚和后罪应当判处的刑罚都是有期徒刑以上；(3)后罪的发生是在前罪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五年内。
根据这些条件，单位本身是不可构成累犯的。然而，在双罚制的情况下，单位自然人却可以构成累犯。这实际上是在无形中减轻了单位自身的刑事责任，没有把自然人和单位放在同等的地位，形成对一个单位犯罪采用两个标准进行衡量，违背承担责任上的平等原则。因此，对单位自身也应有累犯的规定。
单位犯罪在很多情况下属于贪利性犯罪，其目的是为本单位谋取利益或为维护本单位利益而实施。鉴于单位本身是无生命的存在，不能适用自由刑。对单位的罚金姑且不论，单就在双罚制下对自然人的处罚规定来看，存在明显的不协调之处。
例如，根据第二百零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而根据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单位犯本节第二百零一条、第二百零三条、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八条、第二百零九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条的规定处罚。
这种不协调的规定导致对单位人员的处罚存在两种倾向，一种只处自由刑，另一种既处自由刑又处罚金。显然，这种规定不够协调。因此，在完善对单位犯罪的处罚标准时，应统一对单位犯罪和单位人员的处罚规定，确保其协调一致。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不断完善，以及经济活动市场化和市场主体多元化的发展，单位犯罪的范围不断扩大。针对当前日益猖獗的单位犯罪势头，必须从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多个角度规制单位行为。同时，也需要完善刑罚体系，充分运用刑罚的力量，加大对单位犯罪的惩处力度。这是当前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所面临的严峻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