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数:42 更新时间:2024-07-16
律师费通常由委托人支付,即谁委托律师谁负责支付。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律师费的承担主体可能会有特殊约定,例如在合同中约定了律师费的承担责任,或者在知识产权案件中,原告在诉状中要求被告承担调查和制止侵权行为所产生的律师费。在这些情况下,法院有权判决败诉方承担律师费。此外,如果合同中约定了败诉方承担律师费,那么在起诉或仲裁时,对于律师费的诉讼请求通常会得到支持。因此,在起草合同时,双方可以将律师费列为违约赔偿的内容,并详细说明律师费的承担方式和标准。在拟定这样的违约条款时,必须明确写明“律师费”。原告在起诉时还必须提交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合同和律师事务所开具的律师费发票作为律师费支付的证据。然而,具体支持的律师费金额将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根据案件的性质酌情支持,通常法院只会支持“合理”的律师费用,而不是全部费用。
行为人主观有过错是指行为人对他人名誉权受侵害的事实主观上存在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例如,在媒体报道的名誉侵权案件中,如果加害人故意损害他人名誉权,这种过错很容易确认。然而,如果加害人只是由于对报道的事实调查或审查不严谨而导致报道失实,那么他的主观过错应如何确定呢?我认为,作为我国社会监督主体的新闻媒体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享有自由报道的权利,不应过分要求新闻媒体报道完全准确无误。鉴于我国的国情,舆论监督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应鼓励并支持新闻媒体继续有效地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对于构成要件中的“法”,最高人民法院并未做出明确解释。然而,我认为,按照惯例,这里的“法”应该被限制解释为仅包括法律和行政法规。虽然部门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可以约束行为人,但违反这些规定并不会导致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救济途径是向有关行政主管机关申诉控告,要求主管机关对行为人进行处理。
由于名誉权本身的特殊性,名誉权的损害后果与一般侵权后果的表现有所不同,前者更为隐蔽且证明较为困难。例如,公民由于加害人的行为导致社会和他人对其品德评价降低,法人由于加害人的行为导致商誉下降或合同被终止等。我国尚未明确规定名誉权损害后果的具体表现形式,而涉及名誉权的案件一直由法官自由裁量,对于损害后果的存在及其严重性,没有法定和统一的衡量标准。这也是完善名誉权保护制度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因果联系一般表现为直接和间接两种形式。我认为,侵害名誉权的构成必须是违法行为直接导致了损害后果。如果确定违法行为与间接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联系,将导致权利滥用,这与名誉权保护制度的初衷相违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