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详细规定行使条件

传统大陆法系中，对不安抗辩权的行使条件仅限于“财产显著减少，有难以履行的可能”的规定。然而，商业信誉的丧失、技术机密的泄露等原因未有具体表述，尽管这些原因可能导致相对人履约能力的丧失。我国的《合同法》突破了这个限制，将商业信誉的丧失作为判断相对人失去履约能力的标准之一，体现了诚实信用的立法原则。同时，《合同法》通过第六十八条第四款的概括性规定，将一切有害于合同履行的行为都包括到相对人丧失履约能力的判定标准中，大大拓宽了不安抗辩权的使用范围，为合同的先履行方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护。

二、兼顾先履行方和后履行方的权益

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合同先履行方并没有获得要求对方提供担保或要求对方提前履约的权利。在中止履约并尽了通知义务后，先履行方只能处于等待的状态，无权要求对方提供担保或提前履约。这一规定充分考虑了后履行方的期限利益。因为后履行方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其履约能力降低、难以履行的状态可能只是暂时的，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还可能恢复履行能力。如果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就要求后履行方提供担保或提前履约，会对后履行方造成额外负担，进一步降低其履约能力，这是明显不公平的。法律不能为了避免一种不公平的后果而造成另一种不公平，因此不给予先履行方要求后履行方提供担保和提前履约的权利，体现了对后履行方的保护。同时，《合同法》对后履行方提供担保的行为并未作任何限制，后履行方为了避免对方中止履行后可能造成的损失，也可以自愿提供担保。这一规定充分体现了《合同法》的先进性。

三、完善先履行方的救济方式

先履行抗辩权规定，先履行方在有充分证据证明后履行方丧失或可能丧失履约能力时可以中止对合同的履行，一旦对方提供了充分的担保，则应继续履行义务。然而，如果后履行方不提供担保，那么先履行方在行使先履行抗辩权之后，是否可以接着解除合同呢？许多国家的法律对此的规定十分模糊。这种救济方式的不明确导致了先履约方当事人的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保护。我国的《合同法》明确规定：后履约方“在合理期限内未能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并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为先履行方提供了明确的救济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