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期货纠纷诉讼中的管辖问题
点击数：19 更新时间：2023-11-07
我国的期货纠纷案件，大部分是客户对经纪公司的交易类纠纷。一般情况下，这些案件应由经纪公司注册地的法院管辖。然而，由于许多期货经纪公司为了扩大业务，都在异地设立了分支机构，尤其是在交易所所在地，设置了大量的“营业部”、“代表处”、“办事处”等机构。由于这些分支机构信息灵通、客源众多、交易便利，很多分支机构甚至超越了公司本部成为公司的经营中心。
1995年10月27日，中国证监会和国家工商局联合发文，准备对众多期货公司的分支机构进行规范管理，统一颁发期货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这份文件一直没有继续执行，直到1999年12月21日，中国证监会才重新发文，等到第一家期货公司营业部领取到期货经营许可证，办理工商执照已经是2000年以后的事情了。因此，一个基本事实是，《成都座谈会纪要》中规定的“领取营业执照的期货经纪公司的分支机构”在长达五年左右的时间中根本就不存在。
在这期间，假设某北京客户决定参与期货交易，他来到海南某期货公司北京营业部开户并交付了保证金。不久后，发生期货纠纷，协商不成，决定起诉。然而，当他向北京的中级人民法院递交诉状后，被告提出管辖异议，认为根据《成都座谈会纪要》的规定，这起期货纠纷案件应由被告住所地的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异议有道理，于是裁定移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这意味着，这位北京客户不得不到海南去打官司。为了10万元的标的，一场官司下来，到海南的花销差不多就报销了，还告不告？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这类案件都是这个结局，具体案件有具体情况。有的法院认为按照合同履行地原则，当地法院可以管辖；也有的法院认为应以是否发生过实际交易为依据判断合同履行地。但上述规定与现实之间的差异确实给诉讼中的当事人甚至法院带来了一定困扰。随着市场管理逐步规范，这些问题也变成了市场发展中的一个小插曲。
另一个曾深受诉讼管辖问题困扰的主角是交易所。20世纪90年代中旬以后，几家交易所都出现过大行情，也出现过交易所出台临时措施、要求协议平仓事件。这就不可避免地伤害了一些空头交割客户，引发了诉讼。有一段时间，华南某期货交易所颁布的一项临时措施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数起诉讼。客户的不满主要是针对交易所出台的临时措施，但他们也不愿选择到交易所所在地的法院去起诉交易所。于是，他们都做出了合法又对自己有利的选择，先起诉经纪公司，将交易所列为第三人，这样，其发生经纪行为所在地的法院就合法地管辖了这起案件。在这一时期，有好几家交易所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最高法院在新出台的司法解释中规定“期货公司拒绝代客户向期货交易所主张权利的，客户可直接起诉期货交易所，期货公司可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这样，今后再发生此类争议，无论期货公司代客户起诉还是客户自行起诉都要到交易所所在地的法院去。
在涉及“主场”的问题上，有些当事人不惜争夺管辖权。1997年，长春某期货公司将自己郑州商品交易所的席位承包租赁给当地某公司使用，签了合同后收取租金。一年以后，双方发生纠纷。期货公司在长春市中级法院起诉，郑州当地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然而，这个异议被长春的两审法院连续驳回，理由是根据《成都座谈会纪要》的规定，本案可以由原告所在地的长春市中级法院管辖。这个例子最能体现“争夺主场”战斗的残酷性。
在新出台的《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将原《成都座谈会纪要》中的提法直接表述为“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确定期货纠纷案件的管辖”。这样的规定更科学、更严谨，也能堵住一些漏洞。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合同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所在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但是，选择的管辖地不得违反法律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越来越多的期货公司主动在合同中加入对自己有利的管辖条款。然而，这些期货公司要保证公平对待客户，避免让客户怀疑其缺乏诚意。对客户来说，合同中的管辖地条款并非是可有可无的摆设，如果认为不公平，完全可以要求期货公司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