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数:25 更新时间:2024-06-30
在治安管理法律语境中,长期以来,虽然民间纠纷作为一个法律术语存在,但由于缺乏法律对其内涵的明确定义,导致在执法中对民间纠纷的把握成为治安调解的最大难点。理论界对民间纠纷的理解也存在分歧,主流观点是参考《民间纠纷处理办法》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的规定。2007年12月8日,公安部发布的《公安机关治安调解工作规范》第一次明确了民间纠纷的定义:“民间纠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和单位之间,在生活、工作、生产经营等活动中产生的纠纷。”这一规定明确两点:一是民间纠纷的主体不仅包括公民,也包括单位;二是民间纠纷不仅可以发生在生活、工作中,也可以发生在生产经营等活动中。这超越了《民间纠纷处理办法》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对民间纠纷发生范围的界定。根据《调解规范》和经验判断,民间纠纷不仅可以发生在熟识的主体之间,也可以发生在不熟识的主体之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的基础上,2006年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进一步明确了治安案件的类型,包括“殴打他人、故意伤害、侮辱、诽谤、诬告陷害、故意损毁财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侵犯隐私”等八种行为,并规定了不适用调解的五种情形。《公安机关执行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一)》又增加了“制造噪声、发送信息、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放任动物恐吓他人、偷开机动车”等五种治安案件。这些规定回应了关于治安违法行为范围的争议。在情节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的治安调解适用条件之一是“情节轻微”,而《治安管理处罚法》将其修改为“情节较轻”。这一变动使得调解适用条件得到放宽,范围扩大。另外,打架斗殴和损毁财物类是多发性治安案件,其中以打架斗殴更为严重。原《条例》规定只有致人轻微伤的才能构成治安违法,而《治安管理处罚法》取消了伤情条件,只要有殴打他人或伤害他人的行为,即构成治安违法。因此,从理论上讲,公安机关可调解案件的绝对数大大增加。
虽然治安调解适用条件的立法有所演变,但目前可以归纳为三个法定条件:起因、案件类型和情节。然而,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改变。对于“情节较轻”,目前仍缺乏相应的标准和尺度,立法完全将自由裁量权赋予办理治安案件的公安机关,没有任何约束。其他适用条件仍然模糊不清,如在新的《程序规定》、《解释(一)》和《调解规范》中仍使用“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等情节较轻的治安案件”和“其他适用调解处理更宜化解矛盾的”等不确定的用语。对于“民间纠纷”的界定仍然侧重于概念的外延,其内涵仍然不确定,边界仍然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