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制度的初衷与现实应用存在的差距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初衷与现实应用的不符

刑事和解制度在《刑法》第277条和第279条中有明确规定，赋予了检察机关对于故意伤害等几种情况的从宽处理权。同时，《刑事诉讼规则》第519条赋予检察机关在批捕阶段对于刑事和解案件的不批捕的决定权。

刑事和解制度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矫正犯罪、抚慰被害人心灵、化解社会矛盾、修复社会关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积极意义。因此，刑事和解制度保障了部分刑事案件能够有效、顺利地办理。然而，在实践中，能够达成刑事和解的故意伤害案件占大多数，但最终能达成刑事和解的轻伤害案件却较少。以某院侦监科为例，2013年提请批捕的故意伤害案件中，造成轻伤和轻微伤的案件占了87%，但只有7件能够达成刑事和解，占总数的22.6%。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在故意伤害进入批捕阶段及批捕后的侦查阶段，能够达成刑事和解的案件极少，这违背了刑事和解制度的初衷，即使后期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由于当事人未能达成和解协议，检察机关也只能无能为力。

二、刑事和解制度在故意伤害案件中的困境

刑事和解制度所要彰显的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精神，它所维护的是轻微刑事犯罪的权益，以修复社会关系为目的。然而，在实际执行该制度时，司法部门却面临着尴尬和无力的困境。主要存在的问题有：

1. 刑事和解制度本身不完善。刑事和解制度的条款以当事人自愿为基础，司法机关主持制作和解协议，这些规定属于软性条款，没有针对无理当事人等特殊情况的硬性规定，使得该制度显得不够有力。例如，某故意伤害案中，被害人不接受赔偿，而要让犯罪嫌疑人接受牢狱之灾，这是否符合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刑事和解制度是否能真正起到化解社会矛盾的效果，值得深思。
2. 赔偿金额争议过大，和解协议难以达成。和解是双方当事人自愿协商所定，办案机关不会过多干涉，但是当事人在和解过程中干扰因素过多，导致和解难以达成。有些当事人甚至利用检察机关批捕裁量权来达到个人目的，例如，受害人期望获得高额赔偿而提出漫天要价。因此，在某故意伤害案中，被害人要求犯罪嫌疑人赔偿20万，严重超出实际损失，导致和解未能达成，检察机关只能对犯罪嫌疑人做出批准逮捕决定。
3. 一线侦查人员调解工作不力。一些侦查人员由于办案数量较大，调解工作不够重视，只有在当事人主动提出调解的情况下才会予以主持。然而，侦查人员接触当事人最多、了解案情最清楚，在办案中应注重调解工作，将刑事和解作为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有效促进手段。例如，某故意伤害案中，犯罪嫌疑人表示愿意和解，但由于侦查人员不愿意进行调解工作，导致和解协议难以达成。在办案中发现，部分轻微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甚至不知道刑事和解制度的存在。
4. 侦监部门和解工作受限于主客观因素。侦监部门作为批准逮捕部门，案件承办期限有限，且基层侦监科室普遍案多人少，承担和解工作有限。目前侦监部门针对轻微刑事案件的做法是，在批捕阶段达不成和解的情况下，先依法批准逮捕，同时建议侦查机关做后续调解工作，后期再及时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

三、解决轻伤害案件刑事和解问题的建议

1. 制定赔偿标准。以被害人损伤程度为基础，结合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考虑医疗费、营养费、护理费等损失费用，制定《人体损伤程度赔偿标准》，对于超出合理数额的索赔除非犯罪嫌疑人同意，否则不予认可。这样司法机关在办理故意伤害案件中就可以占据主导权，不会受个别当事人牵制，无论是对于漫天要价的受害人还是无力赔偿的犯罪嫌疑人，都有规则可循，减轻了办案机关对此类案件办理的难度，符合刑事和解制度设计的初衷。
2. 制定《刑事和解告知书》。类似于《犯罪嫌疑人权利和义务告知书》，制作成文本形式，在案件立案后及时送达双方当事人手中，根据告知书的内容决定是否愿意和解。如果一方愿意和解，侦查机关就有义务为另一方提供调解工作，以致最终达成和解协议。
3. 提高侦查机关调解意识和能力。侦查机关作为一线办案机关，对于当事人和案件情况的把握更准确，对于轻微刑事案件要及时调解，将调解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的关键。注重办案质量和效果的结合，办要案和调轻案相协调，提高侦查机关一线干警的调解意识和能力。
4. 赋予司法机关超出赔偿合理损失范围的自由裁量权。在没有人体损伤赔偿标准的情况下，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及法院应该有权对于超出赔偿合理损失的要求进行裁量，只要赔偿数额足以赔偿被害人损失，即使被害人不接受和解，也可对犯罪嫌疑人做出从轻处理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