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罪的“合同”的定义
点击数：0 更新时间：2026-10-25
合同的概念在民法学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合同包括经济合同、行政合同、劳动合同等，指的是确立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狭义的合同指的是确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合同，包括物权合同、身份合同等。我国对于合同概念的民事法律规定有两条，一是《合同法》第2条，规定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订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二是《民法通则》第85条，规定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
在司法实务中，合同可以存在书面、口头等形式。合同诈骗罪的“合同”概念并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提到了“利用经济合同诈骗公私财物”的情况，可以视为是合同诈骗罪的雏形规定。现行刑法将合同诈骗罪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将其置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的范畴中，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应当指的是反映市场交易内容的债权和物权合同，而不包括行政合同、劳动合同、婚姻合同等。此外，由于刑法中新设立了集资、贷款、票据、金融凭证、信用证、信用卡、有价证卷、保险诈骗罪等罪名，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自然不包括这些内容。在实践中，利用抵押、质押、合伙、承包、租赁、联营、买卖、加工承揽、保管合同进行诈骗，必然侵犯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和市场经济秩序。
合同诈骗罪的“合同”既可以是无效合同，也可以是有效合同。它可以采取书面形式，也可以采取《合同法》规定的其他形式如摄影、录像、电子邮件等。口头合同不应包括在合同诈骗罪的“合同”之内。《合同法》规定除即时清结外必须采用书面形式，而合同诈骗罪的法条中表述了“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所谓签订即是签字、订立之意。在合同诈骗犯罪中，合同的形式和法律效力不影响诈骗犯罪的成立。
合同诈骗罪的主观罪过为直接故意，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合同诈骗是目的型犯罪，只存在于直接故意犯罪中。行为人为了达到骗取财物的目的，必然要积极采取各种合同欺骗手段，使对方当事人陷于错误的认识而实现其犯罪的目的。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对自己能否履行合同并无把握或根本无力履行合同，在收取对方的货款或定金后，对合同的履行不积极作为而占有对方的货款或定金。这种心理状态属于直接故意，构成合同诈骗罪的主观罪过。
合同纠纷是指合同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所发生的争议。在司法实践中，合同纠纷常常被当作合同诈骗罪来处理，成为地方保护主义的表现。合同诈骗罪的法条从合同的签订资格、履约能力、履约方式等方面规定了几种情形，但当合同中存在欺诈行为时，与合同诈骗罪就更难区分。合同欺诈是指在合同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一方当事人故意以不真实情况为真实的意思表示，使对方陷于错误的认识，从而达到发生、变更、消灭一定的权利义务的不法行为。合同欺诈的动机目的与合同诈骗罪不同。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只想单方享有合同的权利而无履行合同义务的意愿，非法占有合同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是其目的。合同欺诈的行为人采取欺诈的方法，旨在使相对方产生错误的认识，从而间接谋取非法利益。行为人主观上无履行合同的诚意并具有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目的是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本质区别。
根据刑法第231条规定，单位可以构成合同诈骗罪，并规定了与自然人不同的处罚标准。《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对于单位实施贷款诈骗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的，应以合同诈骗罪定罪量刑。然而，这一规定不妥。刑法已经将贷款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分别规定在不同的节中，两者有不同的犯罪构成。贷款诈骗罪的主体是自然人，合同诈骗罪的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特殊条款优于一般条款是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当一种行为同时触犯贷款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时，应以贷款诈骗罪定罪量刑。将单位犯罪转为合同诈骗罪的处理方式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对于具有贷款诈骗罪特征但不属于自然人犯罪的行为，应根据无罪原则认定其无罪。纪要的规定超出了司法解释的权限范围。
由于立法的时代和技术等原因，合同诈骗罪的定义存在瑕疵。为解决司法实践中的争议，应尽快修正法条，使其更加完善，有利于执法者正确理解和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