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数:0 更新时间:2026-02-14

根据行为发生的因果关系来看,李某某与其他被告人的初衷是为了制止犯罪嫌疑人毕某某的反抗、自残以及其他突发情况中的刑讯逼供行为。当毕某某听到自己的罪名由盗窃转化为抢劫时,情绪突然激动,这在其自己的笔录中得到证明。同时,可以确定的是,一旦毕某某停止反抗,诸被告人就没有实施任何强制行为或询问。相反,根据当时的情况,如果不及时制止反抗或自伤自残的行为,可能会导致更加难以预料和控制的局面。基于工作和职业的要求,以及必须履行的职责,李某某等人必须采取强制手段来控制犯罪嫌疑人的暴力行为。询问口供只是一个辅助行为,其主要目的是控制犯罪嫌疑人的暴力行为。因此,这种复合的、非单一的、非主要的逼供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轻。
无论公诉人是否赞同辩护观点的成立,都需要证据证明。本案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无一例外地证明了案件发生在犯罪嫌疑人毕某某实施自残、反抗行为,公安人员必须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附带询问是否有同案。这些证据恰恰证明了辩护人观点的正确性,而公诉人的观点是错误的。
公诉人认为被告人的手段恶劣是无稽之谈。被告人必须实施的控制自伤、自残、反抗行为中,询问是否有同案只是一个过程中的限制行为。至于使用警棍,严格来说,三位被告人没有违法。制止暴力行为难道不允许警察使用警棍吗?没有法律规定。三位被告人没有预谋或商量,他们只是在制止自残、自伤过程中采取了必要的行为,根本谈不上手段恶劣。